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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新书 | 人、国家与国际关系:心理文化学路径

发布日期:2021-09-14  来源:   点击量:

    《人、国家与国际关系:心理文化学路径》这本书将心理文化学融合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认识,提出了两个范式:“人”(Jen,即“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体”,并将两个范式引入国家行为体及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国家的文明属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与该国文明体的内核“人”之间的关系。书中以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四个文明社会为例,分析了它们的基本人际状态与国家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基本人际状态与国际体系模式的关系,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本体论上的局限性,提出了国际关系的新本体论,为分析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一、精彩节选


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切入点在哪里?


    中国学者对于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有种种看法。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应包括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实践;中华文化精粹;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秦亚青指出了中国学派的三种思想和实践渊源:第一,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第二,中国近代主权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等等。除少数学者的探讨外,总的来说,目前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尝试还缺乏新概念工具和方法的支撑,许多讨论还只停留在哲学层面,笔者将其称为是“应然”层面的讨论,即讨论的问题较多地集中在“应当如何”之类的问题上。有的所谓的“中国学派”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不能只停留在“应该如何”以及“共性”“特殊性”等哲学层面上的讨论,应寻求切入点,进到“实然”层面,探讨具体的视角、概念工具和方法。

   许多论者都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但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没有国际关系的理论,一些学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与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有关的、在不同地方的话语收集在一起。笔者认为创建中国学派不能脱离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进行,只能在认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补充、矫正和创新。若不从克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出发探索解决办法,任何创建新理论学派的努力都有陷入空洞和教条主义泥潭之虞,至多也只能对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寻求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切入点应从下面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必须引入一种能够考虑非西方文明经验的新研究视角。这需要把主要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分析基础上的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对化,将其视为主要基于西方个人社会经验的产物。近些年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的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呼声,可能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由阿米塔夫·阿查亚提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六个核心要素中,突出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把握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历史,其他文明的历史、声音和贡献都被边缘化了”。“以文明研究的思考作为民族国家视角的补充。民族国家的视角,让我们回到500年前,而文明的视角能让我们回到5000年前。民族国家的视角与西方的主导地位相一致,而文明的视角显示出人类进步的多元力量。”这个视角与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概念不一样。“本土化”虽有本土经验的考量,但主要是通过学习、借用已有理论以解释本土现象,比如,中国版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等。本土化的结果至多是对西方理论的地方性解释和验证。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应是将中国与西方社会置于同一个平台之上,从全人类经验的视角总结中国文明经验,将其进行学理性提升并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去。这就必须从研究范式上寻求突破,使用能够容纳非西方文明经验的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

     其次,需要引进新的学科方法。前面指出,国际关系研究本身没有自己的方法,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都是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由此可推断,若无新学科及新方法的引进,任何建立新理论学派的努力将归于徒劳。目前建立中国学派遇到的真正瓶颈不是缺少什么理论来指导,而是缺乏新学科方法的引入。没有适当的工具和方法就无法解决问题,正像没有桥、船等工具就无法过河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借鉴多种学科方法这一特点,有利于中国学者借鉴其他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建构理论学派。笔者认为,既然国际关系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层次,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人类文化方面积累起来的方法是合适的。建构主义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比较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其他两种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较多地借鉴研究自然物的方法,建构主义使用了具有较大柔性的“文化”“观念”等分析工具,为理解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体的经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当然,称这些概念具有“柔性”不是否认其科学性,而是说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基于“经济人”假设所追求的“确定性”,建构主义的路子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路子更接近,更适合研究人、国家这种有情感、其行为受环境影响的行为体。人和国家的行为都具有模糊性,无法像描述自然现象那样加以描述,但研究人的行为仍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正像“模糊性”不是科学,但研究模糊性的“模糊逻辑”“模糊数学”是科学一样。本书将引入的心理文化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即属于这个方向的尝试。

     最后,需要一种更具解释力的把握“人”的理论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非脱离了对人的把握,而是如前所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预设人是相同的,国家行为体也相同,而且都可进一步简化为“经济人”或“理性人”。根据笔者的看法,这种预设产生于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所涉及的“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存形态(我们称之为“基本人际状态”),即“个人”。实际上,人是生活在一个系统中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处在不同的存在状态,或换而言之,不同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一种更具解释力的把握人的模式,这种模式需要考虑人行为的复杂动机,考虑行为体的情感因素,将人视为一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在这个视角下,“个人”只是人类多种生存状态中一种特殊类型,而基于“个人”社会经验的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具有相对意义。这样,我们才可能洞察现有国际秩序的深层缺陷,带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将注意力投向非西方文明经验的总结。从这个视角得出的结论或许不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那样简约、明确,但可能更接近实际。

     应当指出,源于近代西方个人社会的当前世界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非西方社会基本上都被包容在这个体系中。当前国际体系的普遍化是与人的“个人化”和国家的“民族国家化”这两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性进程相一致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的个体性被开发的表现。建立中国学派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当前国际体系以及解释这种秩序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对非西方文明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以丰富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强调用非西方文明自身的话语体系来解释其经验的重要性,因为每一种文明的经验都是独特的、相对的。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的研究对象是物质世界而后者的研究对象是人。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国家由人组成,而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历史记忆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征体系和知识体系构成的“集体经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也就是说在不同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是不同的。基于这样的事实,学术界对社会是否存在可描述的客观规律甚至社会科学是否应该称为“科学”还存有争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被认为最具科学性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在解释诸如苏联突然解体、新兴国家崛起等重大问题上缺乏效力而受到更多的批评,因此,该领域出现以文化或文明学派的兴起为标志的所谓“文化转向”是很自然的。有人批评强调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反对把一切说不清的问题都放到文化之“筐”中。的确,文化概念本身有其模糊性,文化亦非决定一切,但忽略文化,对国家及国家间关系难有深刻的认识。在国际交往层面,文化不仅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着重要作用,也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外交的方式和风格产生重要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文化会影响人的交往模式,也会影响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国家行为体既是一文明体也是一组织体,文化则通过文明体影响国家行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排斥(或者说忽视)对国家的文化差异性分析,而新的视角须考虑文化差异。


  二、章节目录

第一部分 心理文化学与国际关系:视角与范式

第一章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创建“中国学派”的尝试

    一 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局限

    二 “中国学派”的讨论及其背景

    三 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切入点在哪里?

    四 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与秦亚青教授商榷

第二章 心理文化学:核心概念与研究路径

    一 两个核心概念:“心理-社会均衡体”与“基本人际状态”

    二 “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

    三 基本人际状态的维度

    四 均衡方向与均衡度:“心理-社会均衡体”的动力学关系

    五 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两个新范式的特点与意义

    六 国家关系研究的心理文化学路径

第三章 人、国家与国家间关系

    一 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两个侧面:“文明体”与“组织体”

    二 文明体与国家间关系

    三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问题:新视角和新范式的引入

第四章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

    一 国际关系理论诸学派的本体论基础

    二 从国际政治本体到国际关系本体

    三 世界强联结时代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检验


第二部分 “伦人”及其外部世界

第五章 “伦人”与“服国”

    一 对几个模型的考察

    二 “伦人社会”的国家形式:“服国”

    三 “伦人”与“服国”:心理文化的探讨

第六章 “伦人”与“天下”

    一 “礼”:一种基于“角色原理”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二 角色原理的运作形式:“天下”体制的三种“文化”

    三 天下体制的内化问题

第七章 “和谐”与伦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

    一 消极意义上的和谐:伦人的PSH模式特点

    二 积极意义上的和谐:伦人的心理文化取向

    三 “中国扩张主义的神话”:心理文化学视角的解释

第八章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中国:进路与困境

    挑战一:延续几千年的服国模式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挑战二:中国独特的文明经验与国际规则

    挑战三:迅速提高的“硬实力”与较薄弱的“软实力”

    挑战四:秩序与自由


第三部分“个人”与当代国际体系

第九章 “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

    一 “个人”: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

    二 “个人”与“个国”:近代西方国家与“基本人际状态”

    三 “心理-社会均衡”与性恶论:近代民族国家“安全困境”的心理文化基础

第十章 和平与世界体系的演化

    一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二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与和平

    三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与和平

    四 制约战争:国际体系的文明演化

第十一章 “极致个人”:美国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及其心理-社会动态均衡分析

    一 “极致个人”: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及其维度

    二 “极致个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

    三 心理-社会动态均衡过程中的感情控制机制和性欲因素

第十二章 “极致个人”的“外部世界”

    一 极致个人的“自我”与“天赋使命感”

    二 交易式人际关系与美国外交上的“利益”和“强力”崇拜倾向

    三 竞争性人际关系与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虚幻主义倾向

第十三章 “软实力”、“极致个人主义”与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一 “软实力”、“文化吸引力”与“极致个人主义”

    二 美国软实力的表现

    三 美国软实力的心理文化基础: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四 美国软实力为何具有吸引力?

    五 “极致个人主义”的局限性


第四部分 日本、印度的国家形式与国际体系

第十四章 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与日本外交

    一 探讨日本人行为模式的努力

    二 “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三 “民族性”与日本外交

    四 “和”、“合意”、“根回”与日本外交

    五 amae、okami与日本外交

第十五章 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一 “大东亚共荣圈”的性质与内涵

    二 序列意识的根源

    三 序列意识在日本国家行为中的表现

    四 心理、文化因素与国际关系理论

第十六章 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政治制度在印度的确立

    一 多元、复合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制度

    二 分散型权力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

    三 印度教之“法”与现代政治制度

第十七章 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  

    一 “大法体系”的定义

    二 “大法体系”的运作原理

    三 “大法体系”的心理文化根源

    四 “大法体系”对近代南亚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