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姆真理教的特征与“深层结构”

1996年3月20日东京地铁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使震惊了世界。这次事件使12人丧生5500人受伤。现已查明这次事件是日本一个叫“奥姆真理教”的新宗教组织所为，目前此事件正在审理之中。近些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一股“新宗教热”，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甚至拥有武装的邪教组织，如美国的“大卫教”①、“人民圣殿教”②、瑞士的“太阳圣殿教”③等，不过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我们知道的欧美国家的邪教组织不同∶

第一，从教义上看奥姆真理教具有更大的混合性。美国的“大卫教”、“人民圣殿教”、瑞士的“太阳圣殿教”以及韩国人文鲜明创建的“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等新宗教的教义都主要源自基督教，这些新宗教大都可以说是片面强调基督教某一方面教义而成。但奥姆真理教则混合了世界几个重要宗教的教义以及神秘主义的内容∶它从基督教中借用了“世界末日”理论，提出了“世界末日战争”(教主麻原彰晃声称，1997年日本将同美国之间发生毁灭人类的战争)，从佛教中借用了“轮回转世”学说(麻原自称他的前世是埃及人，并主持修建了金字塔)，吸收了印度教的某些教义(麻原曾亲自到喜马拉雅山下“修行”，该教吸收了许多印度教名词并崇拜印度教的湿婆大神)，并混合了“特异功能”(如“空中漂浮”、“心灵感应”等)，奥姆真理教在教义上诸说并收，说它是个大杂汇亦无不可。

第二，与教义上的混合特点相一致是组织构造上的多重性。奥姆真理教不是一个完全以共同的信仰缔结起来的宗教组织。它比照政府的形式设置机构，有谍报省、科技省、自治省、运输省等，使该组织成为政府的翻版；它采用恐吓、绑架、暗杀、“洗脑”等办法胁迫人们入教并对那些不听话的信徒施以暴力，这又使它具有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它的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信徒绝对服从“尊师”(麻原)，并在日本各地建立集中营式的村庄，从而使它又具有准军事组织的性质。也就是说该教是一个宗教组织与世俗组织结合(似乎更接近世俗组织)的“怪胎”。

第三，信徒中高学历、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专门人才较多。有许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如已被捕的奥姆教化学班的负责人土谷正实(化学专家)、“厚生相”远藤诚一、石川公一等。

第四，欧美的新宗教中也有使用暴力和拥有武装的邪教组织，但暴力主要用于发展信徒方面。当邪教组织同社会的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们趋于采用暴力的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即包括教主自身在内的集体自杀。尽管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却同他们相信的救赎理论相一致∶对获得宗教拯救的偏执理解使信徒的走向抛弃肉体存在的极端行为。而奥姆真理教不仅把暴力的矛头指向信徒自身也指向社会。该教宣传的“世界末日战争”实际上是它自己在准备战争，从教团内部搜出的大量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说明是它自己在准备“毁灭人类”。这种行为不仅反社会也与该教宣传的“拯救人类”的教义相矛盾。而且教主也不是一个准备为宗教理想而殉教的人，他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分裂的特征。

奥姆真理教可以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邪教组织。该事件出来以后许多学者注意到产生奥姆教的社会原因。笔者在“奥姆真理教与日本青年”④中对当代日本青年为何热衷于新宗教作了阐述，指是了诸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家庭的破裂”、“教育制度的缺陷”等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其他发达国家出现新宗教热的原因。但倘若我们进一步问∶奥姆真理教为何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新宗教组织?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出现奥姆真理教那样的邪教组织?显然仅根据上述原因是无法回答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到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层去寻找，即探讨奥姆真理教同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关系。本文拟作这样的尝试。这个探讨将使我们的分析同日本社会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那一部分联系起来。

“深层结构”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它是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指一种社会或文化中既不产生律动又不会发生突变的层次。一种社会或文化的表层是动态的，而其深层结构则以稳定为常态。“深层结构”这个概念从语言学中移植而来，指支配人们文化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法则性，类似于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尽管人们的行为朴朔迷离，千差万别，但仍受某种法则的支配，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这一概念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底蕴”或“民族性”概念相类似。它看不到一般也意识不到，但却影响着每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使处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行为具有某种统一性。实际上正是这种“深层结构”规定着一个社会和文化的“特色”。

“深层结构”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集团层面，一是文化(狭义上的文化)层面。

社会集团层面上的“深层结构”是指有别于“显形结构”(formal strucyure)的“隐性结构”(informal structure)。前者是指能够看得到、感觉得到、轮廓分明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行政机构、企业组织等。后者是一种看不到、一般也难以感觉到、潜在的结构，实际上是指人们在缔结社会集团时遵循的规则以及集团中人际关系的模式。一个社会的“显性结构”随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隐性结构”并非如此，至少并不随之而同步变化。如现代日本社会的各种“株式会社”过去的“家元组织”在“显性结构”这个层面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隐性结构”的层面，即集团内部人与人关系的模式上仍能看到与过去的组织有某种一致性。正式这种一致性规定了日本式的集团不同于其他社会的集团。

同样，文化层面上的“深层结构”不是指具体的文化现象而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固定心态。本文是在狭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笔者把它主要界定在信仰方面。不过我们不是探讨某种具体的宗教信仰如日本人佛教、基督教等，而是考察隐藏在日本人具体信仰方式背后的东西。人们的信仰是不断变化的，但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其信仰方式具有某种统一性。称这种信仰层面上的“深层结构”为“信仰模式”亦无不当。

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它能使我们从斑驳陆离、表面看来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出某种内在的统一解释。我们将论证，奥姆真理教对信徒和社会的暴力以及信徒对教主的献身同日本社会集团的缔结方式和集团内人与人关系的特点有关，而教义的混合以及组织构造的多重性质又同日本人信仰方式的特点分不开。在此基础我们还将进一步说明，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奥姆教事件、学校中的欺弱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战后日本人对战争的暧昧态度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

二、奥姆真理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的时间使人们容易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是这一事件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都在准备纪念这次对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破坏的战争的结束，而日本正是这次战争的重要发动者之一。另外，奥姆真理教使用的沙林毒气也使人联想起那次战争。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研制出两样大规模杀伤武器，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沙林毒气。沙林毒气又被称为“贫穷者的原子弹”，是说它造价低廉但威力极大。不幸的是这两种“原子弹”都是在日本用上的：二战后期美国人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50年后东京地铁又“爆响”了另一种“原子弹”。

当对这一事件作了深入考察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把奥姆真理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联系起来思考。

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同战争时代的整个日本人处于一种类似的精神状态，即都为某种狂热的情绪所左右。奥姆真理教信徒相信“世界末日战争”的宗教宣传并自认为正在为解救人类而战，而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接受了国家主义的“宗教”宣传并相信为了保护“神国日本”即便用竹枪也要与“鬼畜英美”战斗到底。麻原彰晃是个半人半神式的教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天皇也是一个半人半神式的存在。 天皇可以说是一个“超级教主”，麻原可以说是奥姆王国的“小天皇”。奥姆真理教教主的“走火入魔”使一万多名信徒走上了反社会的邪路，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国主义者也是利用天皇的名义把整个日本国民引上了战争的道路。

信徒对麻原的效忠使人想起战时人们对天皇的服从和献身。“一亿玉碎”、“为天皇而战”。奥姆事件败露后杀人者在法庭上的“只要尊师有命令就全盘说出”的供词使人想到二战中只有天皇命令日本才投降的事实。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从服从教主那里获得安全感，而战争时期整个民族从对天皇的效忠中获得安全感。

奥姆真理教对信徒的“洗脑”使人想到战争时期国家的法西斯宣传。奥姆真理教对一万多名信徒进行了“洗脑”而战争时期整个日本民族被军国主义者“洗脑”。只不过“洗脑”的内容不同∶奥姆教是以所谓灵魂转世、获得拯救等宗教说教“洗脑”，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是向人们灌输“神国日本”、“为天皇尽忠”、“为国捐躯”等。

经过“洗脑”的奥姆教信徒和战争时期的军人表现惊人的相似∶失去了道德判断力和责任感，变得残酷无情如同机器人。战争时代并非所有日本都同意要求全体日本人献身的所谓“一亿玉碎”的口号，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站出来说话的勇气和能力。同样，作为个人，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中也有人对麻原的做法不满的，但个人一旦加入组织，在强大的组织力量下个人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变得无责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释放毒气的信徒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人有相似之处。信徒若无其事地滥杀无辜的行为使人想到二战中海外的日本病对当地无辜百姓的虐杀行为，想到当年侵华日军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 在活人身上作实验的情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姆真理教是把过去军国主义日本在国外干的野蛮行径搬到了国内。奥姆的杀人和掠夺是在神圣的宗教名义下干的，这同军国主义在天皇制这一宗教(?)名义下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奥姆真理教在日本各地建立集中营式的村庄，教团内部严格的组织形式和纪律，使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军队组织。教团内近乎苦行的“修行”使人想到二战中日本军人的严格的生活。教团内对新加入者的严厉作法，使人想到日本军队中老兵对新兵的虐待行为。

奥姆真理教的信徒相信他们得到神的佑护，能够免灾于世界末日而成为“最终的解脱者”。这使人想到二战时期军国主义日本视自己为“神国日本”，危急时刻会有“神风”帮助。从电视看到的那些年轻的教徒滥杀无辜后的平静表情，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天皇“玉碎”的青年，同美国军舰同归于尽的“神风”战斗队队员的表情非常相似。

这种联想决非毫无根据。我相信奥姆真理教与50年前发动那场战争的日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故奥姆真理教并不是突然变异的现象，而是有其因果和历史的土壤。

有这种联想也非笔者一个人。我们来看看一位日本学者的感想∶

“当去年迎来战后五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阪神大震灾，接着一出现了奥姆真理教事件。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怎样看这些事呢?

上原良司是我的表弟，比我小一岁，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的学生，学习中上了战场。昭和二十年五月十一日作为陆军特别特别攻击队队员，进发九州知览基地，攻入冲绳嘉手纳湾的美军机动部队，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二十二岁，有一张出击前的照片∶淡淡的表情，也许是心理作用，他似乎在微笑。总之他是毅然准备去死的。

奥姆真理教事件出来后，被捕的青年形象不断出现在电视上。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的态度∶泰然自若，眼神炯炯。你也许会觉得他们厚颜无耻，但他们内心确实没有把这件事当一回事的。

……上原为国家战死了，……五十年后，奥姆真理教的青年们为麻原尊师去杀人犯罪，也是那样泰然自若，那样毅然决然。……

是国家权力的咒缚?还是宗教的咒缚?

这不是一个仅仅用“洗脑”这一单纯心理解释就能说得清的。”⑤

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许多试图忘记那次战争的日本人来说可能是不愉快的。尤其是把刚刚发生的奥姆真理教事件同50年前的战争联系起来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可能使人在感情上更难接受。但不幸这是事实。我们从一些奥姆真理教信徒的心态和行为中看到了二战时军人的影子，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奥姆王国”是以缩小和稍加改变了的形式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奥姆真理教这个遗传性过敏皮炎在这个时代的社会中出现有其必然性。如果不改善全体国民的根本体质，这个国家所患的病不仅仅限于皮炎，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各种更严重的绝症出现”“奥姆真理教现象，与其说是一个由异常集团引起的突发事件，不如说是现代日本社会本应发生的、代表了“国民总意”的事件。说的更好理解一点，它是一种遗传性过敏性皮炎，是日本这个肉体上患有内科疾病的一个警告，是内部疾病在体表上的反应。”⑥

三、奥姆真理教与社会集团的深层结构

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社会是“纵式社会”。可以把“纵式社会”理解为强调上下关系的某种意义上的等级制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缔结集团上更强调共同活动的“场”而不是“资格”。个人加入集团的唯一性，即个人一旦加入一个集团便没有了退路。个人对集团和权威的更大的献身和服从。人与人之间排列出明显的“序列”。这种集团因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献身而具有某种“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因而有很高的协调性和效率。不过也有领导一旦出现问题整个集团便陷入灾难的不利点，等。⑦我觉得她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日本社会集团“深层结构”的特征。从集团的构成方式上看奥姆真理教就反映了日本社会的这种特征。

参加集团的“唯一”性是指个人只对一个而不是复数集团的献身。日本人很容易同在一个共同“场”内活动的、具有不同资格的人缔结成关系密切的集团。个人一旦加入某小个集团甚便要求全身心的投入，甚至亲属关系也让位于这种小集团内的关系。个人与小集团内的权威以一种“主从关系”相连接，与他人排列出“序列”。这种对所属小集团的献身和对高位者的服从使个人在集团内获得高度的一体感和安全感，但同时也形成一种无形的束缚力量使个人一旦加入某个集团便很难脱身。麻原彰恍开设瑜伽教室，能够得到一大批信徒(奥姆真理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就是同日本集团的这种特点相联系的∶在日本，一个人开设教室教授什么，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并不随着讲授活动的结束而结束，而是自动形成一种具有主从关系的、持续的集团(顺便指出，这同多数中国的气功师开设气功学习班不同)。当然也有信徒中途发现“误入歧途”而试图“知迷而返”，因慑于奥姆真理教的暴力而无法退教。不过个人一旦加入某个集团要想退出就要冒很大的压力则是所有日本式集团的特点。

考察奥姆真理教的内部结构可知，它完全体现了日本集团的“纵式”特征。信徒之间以一种等级关系相连接，其中，“正大师”5名，(麻原之妻松本知子，麻原的传人三女儿阿恰利、“大藏省”大臣石井久子，“紧急对策本部”部长上佑史浩和“科学技术省”长官村井秀夫)。“正悟师”10人。以下是“师长”、“师”、“沙长”、“沙门”。这样便形成一个以“神圣法皇”麻原彰皇为顶端以广大信徒为底端的等级金字塔(见下图)。十分类似军事组织的结构。

教主

正大师

正悟师

师长 大师

师(菩师和爱师)

沙 长

沙 门

在 家 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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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姆真理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教名制”。即教主麻原认为是自己的高徒的人，赐以新的名字。教名均出自梵语经典。如“紧急对策本部”部长上佑史浩的教名是“马依特雷雅”，(“弥勒菩萨”)；“邮政省”大臣松本知子的教名为“雅索达拉”(“佛陀之妻”)；“谍报省”大臣井上嘉浩的教名是“阿南德”(释迦牟尼一弟子的名字)。这种做法同过去日本家元组织中的“名取”制度如出一辙∶弟子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便取师傅的名字为“艺名”，以一种拟亲属的关系与师傅联结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集团内上位者与下位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亲分”、“子分”是“纵式”社会的典型形式。为了报答“亲分”，“子分”要绝对服从。在黑社会中，为报答“亲分”而杀人更是常有的事。奥姆真理教内的“亲分”、“子分”关系更为明显。教主麻原就是大家的“亲分”，大家都是他的孩子。麻原的所有命令都不能违背。从人际关系上看，“纵式”社会体制下的个人有“惧上”和“欺下”现象。“惧上”就是对上位者绝对服从，“欺下”就是对下位者保持优越。“纵式”社会结构中的个人更容易失去自我而走上迷途。那些释放毒气的信徒声称他们完全是在遵守“尊师”(麻原)的命令。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在“序列”中位置的敏感、对集团献身和对离伙的担心、对低位者、新来者、失败者、弱者缺乏同情，对繁琐礼仪的热衷，为个人留下的余地太少。这种文化氛围培养出的文化人格趋于“武士型”，他们在人际关系上具有“单向思维”的特点，即重视“纵”的关系而忽视“横”的联系甚至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他们都如同机器人有惊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不允许也不知道失败，故对失败者和低位者缺乏怜悯之心。至少日本文化氛围是鼓励这种倾向的。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当前日本的官僚之中，日本的官僚的确具有高效、廉洁、认真、具有献身精神的特点，但同时他们也具有循规导矩、惧上傲下、明知不对也没有挺身而出纠正错误的积极性和胆量。前一段时期最近出现的所谓“血液制剂问题”(注∶因输入带爱兹病病毒的血液而感染了爱兹病)和“住专”(住宅金融专门会社) (注∶“泡沫经济”时期， 银行把大量资金借给住宅公司。泡沫经济破灭后，地价、住宅价格狂跌，这些帐成了“死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僚们的“不能否定现成的行政规定”。而这种特点一是同日本社会组织的结构特点相一致的。从这一点上看，这些官僚同战争中的军人以及奥姆真理教的信徒有相似之处。所以，有人说，奥姆真理教内部滑稽的等级组织并不是什么特异现象，而是日本“纵式社会分割的缩影。那些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围着教祖转的秀才信者，同那些成了了法律的俘虏、拿不出随机应变的办法的官厅中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①

实际上类似奥姆真理教的结构也存在于其他一些新宗教组织中。像创价学会那样的新宗教组织也有这样的“纵式”划分以及信徒对集团的献身和对教主的服从与崇拜。10年前出现的“真理之友教会”的信徒自焚的例子⑧。新兴宗教集团往往都有一个独具魅力的领导者，他依靠直接接触，建立是带有感情色彩的“纵式”集团组织。信徒们一旦置身于这种组织之中，就会产生一种不再寂寞孤独的安全感。”⑨。

而且，这种特点也以淡化了形式存在于一般社会集团中。公司中上司对下属、前辈对晚辈的服从，对集团三献身。几乎每个日本式集团中都有一个权威人物，并都要求集团成员对集团献身。公司中的“研修”向职员灌输以(会)社为家的思想，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同奥姆真理教的“洗脑”和“修行”有类似之处。公司中也存在着“纵式”分割和对新来者、低位者的虐待。如我们常常看到媒体关于日本公司中对新职员的捉弄，强迫他们喝酒抽烟造成严重后果的报道。⑩

日本集团的这种特点甚至也存在于儿童的同辈群体之中。日本学校中“欺弱人”的现象可以说就是这种特点反应。嘲笑弱者、欺负弱者是普遍现象。 日本文部省1996年5月22日公布了一项有关中小学“欺负人”现象的调查表明，在中小学生中，“欺负人”之风盛行，许多孩子因不堪同学欺负而弃学、甚至自杀。据调查，受欺负的学生在小学生中占22%，初中生中占13%，高中生中占4%。小学生中有9%、中学生中有12%、高中生中有16%的人因不愿被欺负而曾经缺过课。

日本学者从家庭不和、教育水平下降等方面寻找产生“欺弱”现象的原因。如有的学者认为，“缺乏同情心和沉重的功课压力是学生中出现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激烈的竞争使同班同学相互成为敌人，折磨弱者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而心理上的压力在上小学以前就已出现。”②根据调查，据说欺负人的孩子大都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缺乏与家长之间的情感交流。约85%的教师认为，家庭教育水平下降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③人们分析的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有的，但我认为“屡禁不止”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其实学校中的“欺弱”现象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50年前就说过∶“在日本人(童年)的回忆中，往往大谈特谈的不是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中学高年级学生随意差遣低年级学生，并以各种方式戏弄他们。他们叫低年级学生作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这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十有八、九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日本的少年并不是以开玩笑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的。一个被迫拜伏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干一些小下贱差使的低年级学生会憎恨虐待他的人，并会图谋报复。”④那么是不是50年前的“欺弱”现象也是因为家庭失和、教育水平下降呢?其实，“欺弱”现象是同日本集团的“纵式”特点相联系。被欺负而自杀者都是处在等级序列的最底端，碰巧他所属的“小孩群”中的头头品质不好时受人欺负是注定了的。中小学生的同辈群体只是日本人集团的雏形，屡屡发生的中小学生中的“欺弱”事件只是以幼稚而直露的形式反映了日本人际关的一个方面。

奥姆真理教事件出现后，许多学者提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的种种措施，如取缔奥姆真理教、修改“宗教法人法”、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等。并且为了杜绝这样的事件发生提出了种种措施，如允许受欺负的学生缺课、增加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交流等等。其实奥姆真理教和“小孩群”中“欺弱”现象根植于同样的社会深层结构。要根治这些现象，50年前本氏的话或许没有过时∶“如果在学校与军队中没有一个年龄较大的青年可以不受惩罚地让年龄小的青年象狗一样摇头摆尾，像蝉一样鸣叫或在别人吃饭时倒立一边，那么这在日本的再教育问题上将成为比否定天皇的神性和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的内容更为有效的变化”。⑤我们也不妨说，如果在学校中实行一种平等的、不嘲笑欺负弱者的教育，恐怕是比颁布取缔奥姆真理教法令、修改“宗教法人法”更有效的措施。

日本社团的上述特征是一把双刃的剑。他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的孤立。战前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战后公司的“拟家族”性质以及集团内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绝对的=服从，为日本的社会集团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量。它是一种巨大的、隐性的组织资源，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个人从对集团的献身和对权威的服从中获得高度的安全感。日本人他们常有一种把自己同社团或某项重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满足感如果是在有名的大公司工作情况更是如此。日本社团的这种类似家元制度的特点使社团更富团结心，关系更协调，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总是剑拔弩张的主要原因。在好的情况下，集团内的权威是强大的动力来源，他带领大家，齐心协力奔向一个目标，集团内配合默契，不扯皮，效率高，个人具有高度安全感。在这样的团体内，个人更具献身精神，严格的等级序列减少了个人为争夺地位带来的“损耗”，从而使组织体更有效率。可以说正是日本社团的这种等级式集团主义特征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日本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凝聚力和组织保障，出现了向丰田、索尼等高效的世界一流的企业组织，日本社会就是依靠这样的组织，把竞争对手远远甩后面，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加入社团通常是以牺牲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为条件的。个人一旦加入某一团体就很难脱身。个人对组织和权威者的服从和献身。个人缺乏独立精神。由于不鼓励个人出人头地，故日本式的集团缺乏创造性。更重要的是，由于鼓励个人对权威者和上位者服从，当组织内的权威人物作出错误决定时往往得不到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中的权威或上位者常常成为“暴君”而虐待下位者。而当这位权威“走火入魔”时。下位者仍要服从他，大家仍不能脱身，这对整个集团和个人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元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奥姆真理教也是在这种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出现的。当然，奥姆真理教具有黑社会集团的性质，其内部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扭曲了的形式，不能同一般社会组织相提并论。不过类似这样的新宗教组织并不是没有，只是没有这样极端罢了。在一般社会集团中存在着与奥姆真理教相类似的结构。打一个比喻∶奥姆真理教和许许多多的“株式会社”一样都是日本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只不过奥姆真理教这棵果子变了质而已。如今日本由于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扎根，可能不会再出现二次大战时期那种整个民族处于类似宗教状态的情况，但如果条件具备再出现奥姆真理教这样的组织并非不可能。

四、奥姆真理教与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

日本学者上山春平提出了日本的“深层文化”的概念，指出了包括宗教再内的日本文化的底流中存在的民族意识。这个概念与过去一些学者提出的“日本精神”有相通之处。“深层文化”强调的是传统习惯、社会习俗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的思想行动的规制作用，实际上人是积沉下来的民族心态。在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可从许多方面进行考察，日本学者井门富二夫提出了属于日本人信仰方面的三大要素，即对祖先的崇拜、对灵魂的信仰和家系思想。⑥这三个要素可以说是属于日本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东西。在日本人信仰的深处，这三个要素是混合在一起的。根据他的看法，作为宗教信仰的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不是某种单一的、排他性的，而具有混合、包容的特点。这个特点可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来表述。第一，在日本人内心深处，对各种信仰对象之间并不作严格的区分。这体现在信仰上就是“什么都信”；第二，不仅各信仰之间的界限模糊，日本人对于“圣”与“俗”、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区分也不那么严格，这体现在信仰上就是“什么都不深信”。这两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教义教义混杂、行为荒唐的宗教却能在日本大行其道，麻原的“空中漂浮”、“心灵感应”之类的吹嘘能吸引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专门知识的高级人才，除了社会原因外，我认为还与日本人传统信仰的特点有关。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层次。日本的民族信仰（神道教）就具有混合的特点。它是日本古代固有信仰受中国道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十分重视神灵崇拜包括各种自然灵和祖灵。理性的儒家思想的传入并没有改变日本人信仰的这一特点。佛教传入后，佛教的缘起观、轮回说又为这种信仰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特点对人们的行为带来的普遍影响是，人们接受为数众多、性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神明和说教时在心理上不大会产生困惑。“既信神，信佛，又信灵”日本没有象中国的儒教和西方基督教那样原则性极强的意识形态，发达起来的是诸如茶道、花道之类的培养个人灵性和感悟力的仪式。在意识形态上是兼收并蓄。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无原则吸收各种外来要素的特点。日本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中国的儒家思想、道教、印度的佛教以及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和其它各色思想、信仰，都在日本和平共处。如果说当今外国的产品很难打入日本市场，外国的信仰却很容易原则性很强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在日本流行。从历史上看，各种宗教共存的倾向很强，多种宗教可以根据目的不同，分别被加以利用。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个人同时信仰几个宗教、参加几个宗教集团的情况。如许多日本人结婚时，先在基督教教堂举行一次婚礼，再到神社举行一次日本式婚礼；许多人既是佛教徒，又信基督。既在寺院里拜佛，又到神社（神道）里烧香，又在教堂里祈祷。日本信教的人数是日本全人口的两倍还多，这说明一个人同时信仰多个宗教是很平常的事。传统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倾向，如把儒、道、佛混合起来，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就是表现。但日本人可以说在这方面更甚一步。也就是说，日本人有一种容易把各种外来信仰视为真理来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日本，有一个新宗教，祭祀十个神∶释迦牟尼、基督、孔子、老子、穆罕默德、天理、金光、黑柱、大本和十二(日月)。象这样的宗教团体很多。还有的教团供奉着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坐在一起交谈的图象。明治时代的启蒙主义者、东洋哲学馆(现在的东洋大学)的创始人井上圆了也设立了四座圣堂供奉四位圣人∶释迦牟尼、耶苏基督、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一般日本人中，把佛像同祖先遗像供奉在一起的做法也相当普遍。一些动机不纯的教主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奥姆真理教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它吸收了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东西。其他所谓“新宗教”或“新新宗教”也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信徒们毫无抵触地加以接受这种高度混杂的教义，可以说是同日本人的深层思想相一致的。人的意识形态中有很多很多的“真理”，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场合信仰不同的“真理”。但由于“真理”太多，有时会使人感到困惑。特别是在社会转变时期，人们更容易出现“心灵的空洞化”现象。像奥姆真理教之类的邪教便乘虚而入。

由于信仰中缺乏固定的信仰“真理”，日本人似乎更容易相信神灵和超自然力量。大学里的教授竟有人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者。记得80年代初我会见一个日本大学教授，他说他相信中国在90年代实现现代化，因为Nostradamus曾预言，“90年代骑马的民族会再次征服世界”，他解释说这个“骑马民族”就是指中国人。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竟相信Nostradamus预言，对于那些具掌握高科技知识的有专门人才相信麻原的“空中漂浮”你就可以理解了。许多有教养有知识的日本人都非常相信超自然力量。前一段中国流行气功热，其实许多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迷恋气功，有的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什么都信”的特点使日本的宗教团体林立，信仰五花八门。什么心灵感应、特异功能、轮回转世、预测未来、精灵崇拜等也等被相信为“真理”。大众传播媒体推波助澜，大量播放特异功能、神秘主义的影片和电视节目。就在奥姆教事件前不久，日本电视上还放映了一个有关特异功能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围绕三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展开：一个是印度的萨伊巴巴，从手掌里出沙子为人治病；一个是中国的气功师，用“外气”治病；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人。节目有现场表演，有学者的理论分析，有追踪采访，让人难辨真假。播出后反响强烈，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人的神秘主义意识和巫术行为。非理性主义的回潮是以日本人缺乏固定的“真理”和重视神灵崇拜的信仰特点为基础的。

再来看第二个层次，即“什么都不深信”。

圣与俗界限的模糊∶“圣”与“俗”、宗教与现实生活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日本人有把而者拉近的心理倾向。日本学者在将日本人的宗教观同中国人和印度人作了对比后指出∶“大多数印度人以一般中国人试图把宗教世界与肉欲世界区别开来，反之，日本人中间有一种潜在的倾向，要把二者等同起来。”⑦这使日本的宗教义和礼仪、宗教组织以及教主和信徒的行为方式等都具有“非圣非俗”的特点，新宗教更是如此。日本人有一种把生活宗教化和把宗教世俗化的文化心理倾向。他们神明个性、僧侣生活以及对神明的祭拜仪式都充满了世俗的味道，宗教较变成一种使用的东西∶佛教变成葬礼宗教，基督教变成婚礼宗教。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喝茶、插花、吃饭、洗澡、写字、画画、礼品受授、接人待物等又都具有某种宗教意义。曹洞宗(创立者道元)被认为是一个最日本化的佛教派别，这个派别对诸如洗脸、吃喝拉撒之类的日常琐事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认为实践这些规定具有神圣意义。像奥姆真理教这样很难说是它是宗教团体还是世俗团体的新宗教团体在日本还有很多，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公司、学校、政党等世俗组织中却是存在着某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精神。

由于在信仰方面缺乏恒定的原则，使日本人的性格也具有缺乏稳定性的倾向。日本民族心态像一部雷达，时刻追踪和关注世界的动向，随时准备把其他文化中的要素拿来为我所用。这样的特性十分有利于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它必须时刻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当这个目标不明确时，整个民族容易陷于困惑。战前，日本一心要赶上西方，挤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是日本民族的明确目标。战争失败，这一目标破灭了，日本人陷入极度困惑之中，但日本马上确立了新的目标，即摆脱悲惨境地，追求经济复兴。在这个时期，对金钱的追求可以说代替了过去对国家的忠诚。日本这种一味追求经济成长使得日本人有了一个“经济动物”的名称，至于精神方面则近乎空白。一些政治家利用这一点，不是彻底清算以前的历史，而是对一切采取暖昧的态度。 用“终战”一词来蒙混“败战”的事实，用“进入”代替“侵略”。战后五十年，领导阶层(他们对一般民众有更大的影响)在这些问题上总是避免明确表态。不能说所有的日本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政治家想法在一定范围得到了日本国民的赞同，可以说是文化深层上的原因。“当过去那种曾支撑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传统价值未经过任何充分探讨就被彻底否定并失去其作用的同时，曾一时作为无条件追求目标的西方文化也失去其绝对性的时候，作为必须面对这一现状的我们也未能找到一种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自我发展的明确目标。如今的日本在精神方面正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在经济上虽已成为经济大国，但在精神上就如同一个内容空虚的稻草人。”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麻原这样的人出现了。他以“跟我来”的方式，把清楚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展示给大家。麻原对什么事情都都有明确看法的人。他建立教团获得信者，同战后五十年来的这种背景有很大关系。

同日本社会集团的深层结构具有二重性一样，日本文化深层结构的这种特点也是有利有弊。它的积极一面是，试图把传统的和现代的、固有的和外来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调和在一起，这使日本一方面快速吸收外来文化，迅速实现现代化，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各种文化要素。日本在接受任何外来文化时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具有原则性很强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当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很难迅速调整心态，所以就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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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卫教是一个宣扬世界末日的基督教教派，创建于1933年。1993年在与警方对峙中86人自杀。

②美国人吉姆 琼斯创建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该教在南美圭亚那热带丛林中建立了乌托邦式住地琼斯顿。1978年底该教团成员900多人在教主带领下集体自杀。

③ 主要流行与瑞士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在加拿大、美国郢有会员。最近几年常常发现该教团成员集体自杀。

④载《青年研究》1995年第8期。

⑤(《奥姆真理教事件》 佛教*别册 1996-1

⑥《奥姆真理教事件》、80、82页。

⑦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间关系》，中文版∶《适应的条件》，河北人民出版社，

⑧见1987年 月 日《朝日新闻》)。

⑨中根，适应，84。

⑩如最近的一篇材料说，日本大贸易公司三井物产公司已同意向去年一名被上司们灌酒致死的雇员的家人赔偿9千万日元(82万美元)。这位24岁的前雇员去年4月8日在一次欢迎他加入该公司的派对上，被15名攻势高级职员强迫一次喝下3公升威士忌酒，随即在公司宿舍不省人事。这位刚于4月1日加入该公司的职员6天后因严重酒精中毒而死亡。见报刊文摘，96-7-11

①《奥姆真理教事件》，84

②《参考消息》 96-6-2

③《北京晚报》96-5-23

④ R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32页。 本氏的观点近年来受到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激烈批判。见

⑤菊书，234

⑥参阅井门富二夫∶《比较文化序说》

⑦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中文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第246页

⑧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