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1982年5月，笔者陪同日本学者汤山明夫妇访问山西大同，大同市设宴招待。席间，汤山先生称赞中国的菜好吃，作陪的一位中国人开玩笑道：“我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叫`日本的女人中国的菜'，中国人认为日本的女子温柔、贤慧，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汤山夫人笑答：“日本的女子确实是听话。但现在年轻人不同了，利害的女子越来越多。还是中国的做法好，夫妻都工作，谁也不受谁管。”
把女人同麻辣鸡丝、宫保肉丁相提并论，恐怕日本的女性会生气的。但据我所知，有不少中国男人想当然地认为，吃着中国菜，有一个日本老婆侍候着，是最理想的。其实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男子都有类似的看法。在日本，我认识一个叫安格尔的保加利亚小伙子，他坚持认为日本的女子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日本的男人不行，不会尊重妇女。他对那一个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日本男人娶到温柔体贴的妻子，既羡慕又感到迷惑。
这些当然都是从男人的立场看的。在这些看法的背后反映的是男人的自私和一厢情愿。但同日本不同阶层的女性接触，你确实会感到她们有一些普遍的优点。她们比中国的女性似乎更温柔、甜蜜，更富有女性魅力。同她们交谈，他们使用十分尊敬的语言和许多女性专用词汇（这类词汇在中国语里较少见），轻声细语，表现出对你毕恭必敬的态度。从体态上，也多是眼波流盼，浅笑盈盈。她们的娴静典雅彬彬有礼，她们的温柔，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清晨出门，在小巷里遇到一些在自家门前清扫街道的老少妇女，你和她素不相识，她也会向你微微点头，道声 `早安!' 有时你向一个妇女问路，她会立刻放下手头的活计或身边的孩子，仔细地给你指点，她悦耳的细声，会久久地停留在你的耳边。日本男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出人头地，他们在人生的战场上激烈地拼搏，没有太多的功夫接受修养和感悟力方面的教育。而日本的妇女就从容多了。许多家庭妇女活跃在书道、插花、绘画场合，使我们感到温文尔雅的日本妇女中，不乏人才。
然而，根本不存在“某个国家的妇女最好”这样的问题。日本妇女的温柔是有名的，但这既是她们的优点也是其缺点。因为温柔的另一面是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见解。同日本妇女交谈，他们常常主动把自己放在低下的地位，很少明白表示自己的意见，唯你是从，似乎生来就是为他人而存在。荷兰一位女教师曾说：“日本的女子以自己的可爱、无知、无独立见解、老实、舔蜜、温柔来获得男性。”我想，这大概就是日本女子受外国男子高度评价的奥秘所在。
●“专业主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社会、文化风土不同，对女性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实，所谓“男子气”和“女人气”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日本女性的这种特点是日本社会过分强调两性角色的分工非不开的。
中日两种文化都趋向于认为女子生来比男子低劣，故两性在家庭中出于不平等地位。中国儒家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和“三从四德”的说教。类似的内容也体现在日本的《女大学》之类的经典之中。两种家庭中的女子，尤其是未成为家庭主妇的媳妇，地位很低。中国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俗谚，包含有其地位不堪忍受的意思。日本的媳妇则被称作“乳役兼用无角牛”，在家中她必须孝敬公婆、服侍丈夫，每日早期晚睡，精神和体力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两种社会中，男子都可以随意休掉自己的妻子，相反的情况则不允许。都强调女子守贞操，而男子却可不受限制。在中国，对女子有“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说法，而男子（尤其是富有者）却可三妻四妾。在日本，对女子也有“一女不事二夫”的说法，但对男子却是“女人和榻榻米，都是新的好”，“妻子如同衣服，随便换几次都行”。低下的社会地位也从称谓上表现出来：过去中国人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妻子时称“内人”或“贱内”，一些农村今天仍称已婚女子为“家里人”。日本人也用“家内”称自己的妻子，今日亦然。
近代以来，这两个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革命后的中国妇女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日本随着经济的发达，妇女受高等教育的大大增多，现在日本妇女的地位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两个社会中妇女地位变化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社会妇女地位的变化没有那么彻底，日本家庭中传统的分工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给妇女妇女地位以及妇女心理上带来的影响仍没有太大的改变。
一个国家的妇女地位的高低，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不仅同文化传统有关，还要看采用怎样的标准。不过，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妇女在许多指标上都相对落后，这不仅是人们的一般看法，也为调查材料所证实。1995年，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联合国援助发展中国家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了各国女性在国会议员和国家公务员的管理职位中所占比例等四个指标的调查。结果表明， 在平均寿命、识字率、就学率和工资，包括男女在内，1995年度日本继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居第三位。日本平均寿命和识字率等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但与之不相称的是，其他指标却同发展中国家一样。例如。日本的女性议员仅为男性议员的6.7%（1994年数字）。国家公务员的管理职，日本女性也只占8%，最少，在世界排第81位。第一位是匈牙利，为58.2%。女性专门技术人员，日本女性占42.0%，排在第51位。经济大国的日本，女性的工资同男性的工资比，仅占第23位，在重视收入的综合顺序上，日本勉强排在第27位。
这个调查只是对发达国家作的。如果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妇女情况作以调查，我想，中国的妇女平均寿命、识字率、就学率等方面虽不如日本，但在就业率、在国家公务员的管理职位中所占比例以及家庭中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等方面，中国肯定超过日本。所以即便是同中国相比，日本在解决妇女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日本这样一个法律发达的社会里，一直没有一个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文。直到1985年5月中旬，为了参加同年7月份于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国际妇女十年”大会作，日本国会众议院才急急忙忙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的1979年联合国公约”。这项公约要求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使妇女具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力。如果不是应付这次大会，可能至今也不会有这么个条文。
在今日的日本社会，限制妇女活动的禁忌仍有不少，这同日本这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度很不相称。例如，传统上女人是不能进隧道的，认为女人进隧道会使山神嫉妒，从而导致发生事故。日本从战前起最有名的隧道工程是以女人为禁忌而闻名世界的。1985年11月连结青森和函馆的海底隧道开放给女性视察团参观，在日本轰动一时。现在这种禁忌已几乎都解尽了，但在那些特别传统的领域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忌。1990年年初，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方长官的女强人森山真弓女士宣布，她要登上相扑比赛场上的“土表”为获胜的大力士颁奖，立刻引起日本社会大哗。因为按照千百年的传统，女人是绝对不能登上“土表”的，尽管许多妇女非常喜欢观看大相扑比赛。森山女士的这次挑战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日本相扑协会理事长以“必须维护相扑的传统”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头，但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却是比较保守的。中国过去也有禁止妇女参加某些活动的各种禁忌。在今日中国的一些农村，这些禁忌也仍然存在。但在城市和公共事业中，特别是在有政府管理的公共事业中，这样的禁忌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变化毋宁说比日本社会更“进步”。
日本女子大多数不外出工作。有的婚前工作，结了婚便辞去工作，在家专事带孩子和操持家务。日语中有“专业主妇”一词，把“围着锅台转”提升为一种“专业”，实在是日本男子们的一大贡献。但遗憾的是，这种“专业”没有职称，活动范围只限于家里，也没有“成就感”。因此，同中国一些农村称自己的妻子为“家里人”一样，日本男子在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妻子时仍以“家内”谓之。许多日本男子（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的观念依然很旧，他们仍认为女人生来就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日本夫妇外出，提东西、抱孩子的多是女的，这同中国城市多有男子干此类事情形成对照。在日本，我对许多日本男子不会削苹果感到吃惊。这类工作都是有妻子或家里其他女性代干的。根据调查，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倾向于男女分担家务的人增多，但对于大多数男子(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男子)来说，干家务仍是令人尴尬的事。
日本妇女在重要职位上任职的确实不多。大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司机、甚至在中国是女性天下的旅馆服务行业，女性也不多。这种现实使日本女子产生深深的自卑心理是很自然：社会是有清一色的男人支撑着，女人只起辅助作用。由于不外出工作，活动范围和眼光也受到限制。这造成人才的很大浪费。日本妇女的确在书法、茶道、绘画、文学艺术方面有非常出色的。事实上，由于对这种“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过度强调，日本的妇女比男子有更多的接受教养的机会，因而比男子更显得有教养。不过，参观过日本妇女绘画展的中国人都会体会到，他们表现的题材都很狭窄，除了家庭、孩子、静物写生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题材。日本的艺术本来就有纤细的特点，妇女的艺术更甚。这显然与日本妇女生活面狭小有关。
● 工作单位的“润滑油”
近些年来，日本要求男女就业的呼声很高，妇女就业增多。但即便如此，妇女受其实的情况仍没有太大的改变。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中培养起来的等级意识使日本女子总是处于最低的地位，他们自己也在无意识中接受这一点。公司和商社也雇佣一些妇女，但多限于秘书和杂务工作。日本人称她们是办公室的“润滑油”，只起装饰点缀作用。重要的是日本妇女自认为自己只适于这类工作。有一便报报道，说明了日本妇女的这种自卑心理：
东京，丸之内A商社别馆。大学毕业生访问始于去年（1986年）8月下旬。接待人员同女大学生常有这样的对话：
“你为什么愿意到本社来工作？”
“在大学时代，去美国作过短住。我的语言能力和国际感觉可能会在这个商社中发挥作用。”
“不一定能用得上你的语言呀，要是把你安排到你不希望的部门，怎么办？”
“我会在那个部门努力工作，会成为工作场所的润滑油！”（朝日新闻 87—1-22）
实际上，在日本的企业里，女职员总是被要求比男职员提前到达办公室，打扫、为大家准备咖啡。早晨上班时和下午休息时，女职员为男职员倒茶，不仅男职员认为“天经地义”，而且已化为女职员的“自觉行动”。日本的男子对妇女的忽令中国人吃惊。记得一次我与几个中国人在一个日本教授家做客，大家举杯将饮，忽然一个中国人发现教授的妻子不在场，提醒教授把夫人喊来一起举杯。教授感悟到：“嗯，日本人干杯的时候总是把夫人忘记。”逗得大家都乐了。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妇女总是主动把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有一件笔者亲身经历过的事说明中国人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一次，从中国来的中国教师到冲绳旅行，受到冲绳创价学会分会的接待。一行共行三人，另外两位是女性。年龄她们俩比我大，论职称她们比我高，但在接待中却把我当做首要人物。事后我想，倘若在中国，排列顺序移居的标准是：首先按职称。在职称相同的情况下按年龄。性别因素所其作用不大。在中国无论怎样排，也不会把我排在首位，而在日本，性别实际上起着比在中国大得多的作用。
●男女应有别
许多日本女子也像前面提到的汤山夫人那样称赞中国的男女平等，羡慕中国女子的“半边天”地位。然而，如果认为中国的社会妇女地位高于日本而就沾沾自喜也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以革命的、“矫枉过正”的方式实现的，因而也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经济活动中效率的地低下。社会的合理是以经济上的不合理为代价的。中国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一种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平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如果说日本社会由于过于强调两性分工产生许多问题的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则由于对两性分工重视不够而带来了一些问题。“充分就业”本身就不是一个以效率优先的原则。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妇女的一些特点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差别使男女能承受的负荷不同。而且妇女面临着生育、哺乳等问题。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子在工作上占有优势。（根据中国的一份调查材料，平均每个男工一年比每个女工多创利润1898.8元，比哺乳期女工多闯利润20739.1元）。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妇女显然竞争不过男子。我国的妇女高就业率，可以说是在某些认为的干预和用人单位不讲效率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且，男女都干一样的工作，虽实现了“平均”但未必就实现了“平等”。不顾生理特点让妇女从事一些不适合做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不公平的。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我们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一样”。妇女同男子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就是“男女平等。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男女一样主义”可以说达到极端的地步∶我们曾热衷于组织所谓“铁姑娘队”、“娘子军连”，让妇女干诸如开山、放炮、潜水、破冰之类的工作，并得意地玄耀说这是我们妇女地位的提高的表现。这实在是对女性的摧残。与其说是一种进步不如说是一种愚昧。另外，过度强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也影响了一些女性的行为方式，使有的女性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带有十足的“铁”味儿，令男人望而生畏。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的倒错。今天，我们一边为我们在“男女平等”问题上获得的成就而自豪，当同时不得不承受为此付出的代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双职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没人管，家里的菜每人卖，饭没人做，孩子不得不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着钥匙。致使一些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顾而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对象，或自己走上犯罪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情况又很严重。
随着最近一些年来的改革开放，过去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一些极端做法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效率原则”在经济活动中引入，人们开始从新认识男女角色分工的问题。对过去那种过分强调“男女一样”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甚至有提出仍妇女重新回到家里去的极端主张.这种主张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社会却实有一种忽视两性差异的倾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男女平等”的确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一旦过了头，也是一种倒退。“男女都一样”就是一种倒退。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就看不出老年人与年轻人、男人与女人在人格方面有什么差异。所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 米德说的有道理∶“男女有别”是社会趋向于高度复杂化的一个前提。“社会如果消除了两性间分明的人格差异，就意味着取消了所谓男人气或女人气的各具特色的人格表达方式，这终究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恰如节假日，男女纷纷穿上节日的盛装，而两性穿戴的迥异，为节日增添了许多热烈、欢乐的气氛。两性行为上的差异也具有这种作用。如果说服装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连女人的围巾也体现出其温柔似水的秉性，那么不难想见，人际交往的过程将更令人神往，社会也因此而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