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鹤报恩”与“义犬报主”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故事，叫“仙鹤报恩”。讲一对贫穷的老夫妇，救了一只受伤的仙鹤，仙鹤不忘搭救之恩，化为一美丽的姑娘来侍奉救命恩人。每天夜里，仙鹤拔下自己身上的羽毛织出美丽的布。老夫妇因出售这布而富裕起来。一天夜里，老头子窥看了织布的情景，使仙鹤无法再变为人身。仙鹤说道，“我就是那只被你们搭救的仙鹤，化为人身来报答你们的恩情。现在恩已报完，我要飞走了”。

这类故事中国也有，只是版本不同，细节不同。譬如，搭救者不是一对老夫妇而是一个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被救起的不是一只鹤而是一条蛇或一条鱼等等。但中心思想差不多，都是教导人们要“知恩报恩”。这实际上反映了中日两个社会中这样一种共同的事实∶接受别人的好处都是一种“债”，一定要还报。“知恩报恩＂是一种美德，“忘恩负义”要受人谴责。所以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都有沉重的恩义负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孝”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还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谓之“孝”，还报国家君主之恩谓之“忠”。这种道德说教不仅体现在两国圣人的教诲和各类经典中，而且还通过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以及其他文艺形式，深深浸透到一般民众之中。甚至今天，“恩义”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范畴，在人际关系中仍起着作用。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在1963、1968、1973、1978对“你最重视的新道德和传统道德是什么”(各举两项)进行了四次调查，结果，日本人认为最受重视的传统道德是“孝顺父母”和“报恩”。提及报恩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43%、45%、43%、47%。。

然而，中日毕竟是两个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生存环境不同，看似相同的道德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却是不同的。我门不妨再来看一则日本真实的故事∶

有一条叫“八公”的狗，从小受到主人的宠爱。当主人每天早晨出去上班时，它一直伴送他到电车站，傍晚主人回家时，它到车站迎接他。后来，主人因意外事故死亡，八公仍每天到车站迎接主人。每当电车一到，它就在下车的人群中寻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年过去了，“八公”也老了，但它仍每天到车站来，期待着主人归来。人们感佩于它对主人在忠诚，在它死后为它立了一个名为“义犬八公＂的碑(据说这个碑现在还有)。这个故事写在战前日本小学教科书上。可见这种精神受到高度赞扬。

狗比鸟类更通人性。鹤只知道简单报恩，狗却知道对主子衷心耿耿。鹤报了恩就走，狗报起恩来没完没了，一直到死。在这个故事里，由“报恩”产生了对施恩者的忠诚和人身依赖。借助一条狗，把“恩义”与“忠诚”结合起来了。由狗再说到人。在中国，仙鹤报恩(或别的什么报恩)的故事流行很广，但“义犬报主”的故事似乎就没有仙鹤的故事那样受人们的传颂。中国没有听说过有为这类狗立碑的事。这类故事毋宁说更有日本味儿。狗若有性格，我想全世界的狗恐怕都是一样的。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狗，只不过不象日本人那样推崇,为它树碑立传罢了。

我想，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它表现了日本人的“恩义”观与我们的不同。所谓“恩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恩”的方面，即上级、地位高的人给下级、地位低的人的各种好处（物品、庇护、关心等）。另一个是“义务”方面，下属、地位低的人对自己接受的各种好处都有还报的义务。中国人需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处，并在适当的场合以大体等价的东西相还报。但由于中国人缺乏等级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别人对自己的“恩”是以“人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恩”不是没有，但限于特定的领域。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人若不懂“人情世故＂是要受谴责的。但在日本式的集团内，“恩”有普遍化的倾向，日本人的恩义意识是同等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等级说明一个人在序列中的排列。在等级体制下，受授关系趋向于只有两种形式∶或者施恩或者受恩。在日本，只要有人送礼物，接受者必须马上算出礼物的价值，尽快根据送礼人和收礼人的身份，决定是否送回一份比例相当的礼物。

● “武士”与“梁山好汉”

过去日本人推崇的理想人格是“武士人格”。作为一个好武士，要具备四种美德，或者说要能做到“四讲”，一讲“恩情”，二讲“义理”(义务)，三讲“忍耐”，四讲“荣誉”。

日本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讲的是四十七个武士如何为主人报仇。这些武士做到了“四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浅野是一个被幕府委任的司仪官，因为没有向一个叫吉良的宫廷大名奉送厚礼而受到羞辱，浅野在幕府将军的宫殿中拔剑刺伤了吉良。但浅野因在宫殿中动武违反规矩而不得不剖腑自杀，他手下的三百多名武士成了浪人（对没有主人的武士的称呼）。浅野有一位忠实的家臣叫大石，决心为主子雪耻。他从浪人中挑选四十七名对主子最忠诚者，以血为誓，为主人报仇。他们先迷惑吉良，装作忘记一切的样子，整日醉生梦死。他们这种装出来的忘恩负义的样子不仅受到周围人的指责，他们的家里人也对此不理解。实际上他们暗地准备着复仇。一位浪人为筹措复仇经费把妻子卖到妓院，另一位浪人发现自己的妹妹知晓了复仇计划，便索性把妹妹杀了，还有一位浪人杀死了自己的丈人。在一个雪夜，趁着吉良举行宴会之机。这四十七位浪人冲进吉良府宅，杀死了吉良。他们把吉良的头颅和染过血的刀供奉在浅野的墓前，然后集体剖腑自杀。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们集中体现了传统日本人极力赞美的四种美德∶主子对自己有恩，为主子复仇有是对主子的报恩，也是自己的义务，这符合作为一个武士的“知恩必报”和“义务的美德；自己的主子当众受辱，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是不能容忍的。为了洗刷耻辱恢复名誉，必须复仇，这符合“荣誉”的美德；为了复仇目标，他们忍受了各种误解和屈辱。但未经宣布而复仇在当时是犯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他们不得不剖腹自杀。所以，这47名武士的行为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赞扬。他们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真正英雄。这个故事就写在战前的小学生的课本里，即便是在今天，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他们的墓前表达敬意。人们留下的名片，致使墓地周围一片雪白。这个故事还被拍成电影，改编成各种通俗读物。日本人对这些英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四十七武士的英雄事迹使人想到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水浒传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他们的形象同日本人四十七个武士大不一样。四十七浪人是为主子效忠而死，而梁山好汉们是“犯上”的，他们既不效忠皇帝，也不效忠特定的主子。四十七浪人为了替主子报仇，杀死家人，不惜抛弃朋友，可以说是为了“纵”的关系而牺牲了“横＂的关系，讲的是“忠君报主”，而梁山英雄们似乎主要讲“横”的关系，讲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哥儿们义气”，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以及“瓦缸寨”等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英雄好汉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国人推崇的传统美德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这里有横的关系，有纵的关系。“义、节、信”都是对横的关系而言。虽然“忠”也是一种美德，但梁山好汉特别强调“孝”和“义(气)”。如果把日本的四十七武士的故事搬到中国来，中国人可能会困惑∶他们为主子报仇最后自杀，撇下他们的父母谁养活?这算得上孝吗?为复仇而杀死家人，抛弃朋友，算得上“义”吗?这些武士可能会被中国人列为“勇敢的刺客”之类，但要评为中国人的英雄似乎还不够条件。很多日本人都知道“忠、孝”思想，却很少有人知道“节”和“义”的意义。但在中国，即便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知道“义气”的含义。“义气”在中国是指为朋友甘愿承担风险、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但这个意思在日语中没有相应的概念。日语中与这一概念最近的一个词是“义理”，但日本人对“义理”的解释是∶与自己无利害关系但作为人应该去作的行为，尤指人际关系中虽不乐意但必须去干的行为。这个解释和“义务”概念相近，而与“义气”大不相同。

对中国人来说亲属集团具有头等重要和不可取代的意义。祖先的恩惠是第一位的，还报这种恩惠是人生最重要的任务。祖先的恩惠通常是通过个人能感受到的、接触最多的近亲长辈（一般是父母）具体体现出来的。所以还报祖先恩惠最一般的形式是对父母尽孝。在传统上，尽孝作为一种最高尚的道德受到推崇，中国有所谓“百善孝为先”之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孝便可以做官。孝甚至被推崇到荒谬的地步∶《二十四孝》上的大孝子郭钜，竟为了尽孝活埋儿子！不孝被认为是最大的忘恩负义行为。还报父母的恩惠比还报其他形式的恩惠处于更优先的地位。甚至，当对父母“尽孝”同对皇帝“尽忠”发生矛盾时，作出“尽孝”优于“尽忠”的选择也不会受到谴责。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西晋时的李密。李密早年亡父，母改嫁，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以孝闻名。祖母年迈患病，李日夜侍候。这时晋武帝下诏，征他入朝做官。诏书累下，他以《陈情表》固辞。这份言真意切、广为传诵的《陈情表》，最好不过地反映了当还报祖恩（尽孝）同还报皇恩（尽忠）发生矛盾时中国人的一般取向。他在《陈情表》中说，有心辞家上任，“但以刘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是以不能废达。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览表后，对李密“违抗圣旨”的行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赞赏他的孝行，赐奴俾二人，以侍俸刘氏。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也都很重亲情，许多人是大孝子。两个好汉交手，甲将要把乙斩于马下，只要乙跪下说“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呢！”足可以使甲大受感动∶“饶你不死，去罢，尽孝去罢”。争夺一个人才，最好的办法是善待这个人的母亲，让母亲做儿子的工作。当两军对垒时让母亲突然出现，说声“儿啊，××待我不薄！”为对方服务的儿子就可以不战而降。

● “忠”与“孝”

这种情况对日本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日本人也强调以孝行来还报父母之恩，但并非高于一切。对日本人来说，所有处于高位者都可以成为施恩者，因而都可以成为忠诚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天皇、主君、家元组织的师傅、公司老板、所属小集团的上司、新宗教组织的教主，或者是某个集团本身。父母之恩只是这诸多应报之恩中的一种，而且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并不总是明确的。当忠与孝、大忠与小忠发生冲突时，日本人通常会产生困惑。描述这种冲突和困惑是许多传统文艺作品的主题。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最好能做到“忠孝双全”，若二者不可兼得、必须作出选择时，按中国人的道德观，择孝弃忠也不会受指责，而日本人则为了忠可牺牲孝。事实上，日本历史上那些为了还报国家、天皇、主君之恩而牺牲家庭的人通常受到人们的更大赞扬。在日本人行为的背后，有一种更高的原则取代了对亲属集团乃至父母的义务。这种对更高对象的忠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统治阶级的灌输和利用，发展到“天皇崇拜”、“一亿玉碎等极端形式。

中国人的亲属集团犹如一张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结。由于缺乏等级制，每个人大都处于较平等的地位。他给予别人恩惠，同时也从别人那里接受恩惠。对于来自任何人的恩惠都必须考虑还报。还报遵循“等价”原则。如果接受的多还报的少，就会被人指责。当然，如果还报多于接受，即“滴水之恩”能当“涌泉相报”的人，会受到更大的赞扬。故韩信不忘一饭之恩的故事广为流传。与之相对照，在存在等级制度的日本社会，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施恩者。只有地位高的人对于地位低的人才有资格施恩义。还报也不一定遵循等价的原则。地位低者对于地位高者的恩义，必须加倍偿还。要求他为主君、为天皇、为上司献身，而后者却不必为他牺牲。

这里所谓的“恩惠”，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前者如财物，后者如庇护、救助以及精神殇支持等。有形恩惠可以用有形的形式还报，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亦可用无形的形式还报，“富者报人以财，贫者报人以义”即是其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于接受的有形和无形恩惠都必须认真考虑还报的问题，因此他们身上都负着“人情”和“恩义”的负担。但在等级制度发达的社会里，恩报观念得到强化。因为，地位高者施恩于地位低者，通常要求后者还报以更大的服从、尊敬和献身，因此日本在接受别人的恩惠时表现得比中国人更敏感。以日常生活中礼品的授受为例可看出这种不同。中国和日本都是讲究送礼、注重“礼尚往来”的民族，但日本人比中国人更讲究。在日本，礼品的授受成为一门学问和艺术。他们对寿受礼品时细微末节的注意，令中国人叹为观止。不仅礼品的选择、包装，送礼的场合和时间有很多学问，而且授受礼品时还必须使用规范化的动作和语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礼品授受行为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若是一般朋友、同事关系，送礼一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超过这个“度”，可能会成为一种附带条件的“恩义”而给对方带来压力。受礼人要根据对方的身份，确定以怎样的形式和比率来还报。据笔者观察，日本人虽然送礼频繁，但一般人所送礼品的价值并不高。中元节时商店里摆出各种礼品，平均价格在三四千日元上下，这个数目约占一个普通公司职员月薪的1%。许多在中国人看来“拿不出手”的东西，如咸菜、小豆饭、钥匙链等，经过精心包装，都可郑重送人。这样，频繁的送礼既联络了感情，又不至于因礼品过重给对方带来恩义负担。与此相对照，中国人缺乏等级意识故而对送礼造成的恩义负担没有日本人那样敏感。一般中国人送礼时倾向于把自己对对方的情意按正比例体现到礼品的价值中去，而不太注重细微末节。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期待着对方在别的时候和别事情上以相等的价值偿还。当它得不到偿还或者所得偿还大大低于其付出时，便往往在背地里忿忿不平，埋怨对方不懂“人情世故”。这说明，在他送人厚礼时，缺乏要对方尊敬、服从乃至献身这些基于等级观念的要求。

在有等级意识的情况下，恩义会成为更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同日本人打交道，有时抱怨日本人小气。中国人通常是把自己的情义按正比例投到礼品中去，他也趋向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评价对方对自己的情义。中国人可以拿出工资的十分之一送人礼品，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袜子。打火机之类的礼品时常常会恼火，但中国人也想不到，有时送给对方的一点点礼品会给对方造成沉重的压力。在日本，既经常保持送礼又不会给对方带来“债务”负担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原以为，在等级意识发达的社会里，当地位低的人接受了地位高者的有形恩惠时，会以同样方式加倍偿还。其实不然。在日本，一位公司的经理告诉笔者，每逢过节，他都要给他公司的职员送礼，仅新年他就要送约100万日元的礼品。此外，每个职员的生日还要送礼祝贺。而他却从不接受职员的礼。但另一方面，作为无形的还报，是职员们对公司的忠诚：加班加点工作不取报酬、绝对服从公司安排等。我所了解的一些新宗教组织的头人，也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总是不断地向他接触的一些徒众广施恩惠，而后者要记住这种恩惠,以追随和服从相还报。有时，公司丰厚的福利条件也能构成必须以忠诚相还报的恩义。公司和上司越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下属，下属还报恩义 的负担就越重。上级与下级、个人与公司之间这种永无完结的恩义关系，使日本人能做到“爱社（会社）如家”甚至“爱社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