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以西方社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中，通常以彰显自我，强调个体主义，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比如哲学中的自私的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法律中的利益人等假设。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是一直缺乏有力的知识论证。第62届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著名华人学者许烺光，在对东方社会文化心理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提出以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为依据，进行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这是继韦伯、汤因比之后自成一家、影响广泛的文明社会研究方法的突破，对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许烺光一生以英文著述为主，他的理论在国内并不为人熟知。本报在此刊发一组文章，旨在扼要介绍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具体运用，以飨读者。

我们常说，人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卢梭在200多年前说过的这句话，在所谓“知识爆炸”的今天仍不过时。东方哲学把人看做一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但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的把握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一，它把整体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社会的，而且有分割越来越细的趋势。然而，人这个整体不是局部的相加之和，“大象尾巴学”无论怎样精细，都无法得出大象整体的认识。第二，现代社会科学将“人心”“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剔除，经济学、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博弈论以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等，均基于“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是自利的，并都能做出理性选择。这种研究取向把人看作一个机械装置，给出刺激A，必有反应B。但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理性的，而是受心灵和情感左右，若冻结这些因素，对人的知识就变成了机器人的程序。第三，人的存在是一种系统，是一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场”，而现代社会科学趋于把人还原成单个的原子，这种做法或可比作沙粒研究取向。这几个取向是把人这个复杂行为体大大地简化了，这样做虽然有时能得出简洁优美的“科学”结论，却无法真正把握人。

能不能找到一种模型，使得整体把握人这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在学理上变得可以操作？“心理文化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心理文化学从心理人类学分离而来，是以许烺光倡导的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它有两个核心概念：“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基本人际状态”是“人的系统”。人的存在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系统，是一个“场”，这个“场”由内而外共分八层（分别是无意识、前意识、限表意识、可表意识、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外部世界）。个体人与亲密圈子（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所组成动态平衡系统，就是“基本人际状态”，它也是中国文化中“人”的概念。基本人际状态可从四个维度，即集团、交换、情感控制和自我认知来把握。基本人际状态有不同类型，人类文明或可看做人类在两大类型的基本人际状态下玩出来的游戏：一类是在“个人”系统下玩出来的，玩者是“个体”；另一类是在“间人”系统下玩出来的，玩者是一种“关系体”。这两大类基本人际状态又各分为若干亚类型，像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大规模文明社会，其基本人际状态都不是“个人”，而是“间人”。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可比之为人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亚种”，正如滇金丝猴与恒河猴之不同。现在的主流社会科学主要基于西方个人社会之经验，而“个人”只是基本人际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主流社会科学的局限性之所在。

心理文化学的另一核心概念是“心理社会均衡”，此概念牵涉人的行为动机。从人的某种单一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从卡尔·马克思“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的看法，到弗洛伊德的“性趋力是包括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在内的各种各样活动的本源动力”的表述，再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行为体“利益”和“权力”动机的强调，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看法与西方的“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有关：由于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活较趋近人的生物性基础，故趋于从个体的某种欲望和利益寻找人行为的基本动机。“心理社会均衡”概念则把人的行为动机理解成一个个体为获得安全、地位、交往等多项要求的满足而与“生命包”中的人、物以及文化规范互动的过程，人们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只是这个动态均衡过程的一部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类型给个体带来不同的安全感，因而个体有不同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和行为模式。

这两个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的假设，故是对以个体主义研究方法为特点、以追求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现代主流社会科学的解构。在这一视角下，可以重新审视许多问题。例如，这次四川芦山发生地震，对灾民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再度被提起。但根据以往（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经验，一些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满怀热情地跑到灾区工作，但发现他们并不怎么受欢迎，故灾区有“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之极端说法。为什么？很大原因是方法有问题。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源于西方个人社会，在将这种方法引入中国后，因缺乏中国文化根基，缺乏对中国人心理特点的了解，生搬硬套，对人常产生二次伤害。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伦人”（它是“间人”的一种亚类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个体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圈子，由父母等近亲以及好友构成“生命包”稳定内容，个人与他们频频交往，相互依赖，关系密切，吸引了个体的大部注意力，由此获得情感慰藉，而无需借助诸如偶像等外物就能保持心理社会均衡。中国人心里有了烦闷，不喜欢对陌生人讲，一不进教堂，二不看心理医生，而是找“生命包”中的人（家人、“哥儿们”或“闺蜜”）倾诉，或者在死去父母的丧礼、墓地上哭诉一番。对于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中国人，好友之间的聊天、有相同遭遇的人相互慰藉，要比陌生人的所谓辅导有效得多。其实不仅内地中国人不愿接受心理治疗，台湾、香港人也是这样。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找心理医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脑子不开窍，而是其基本人际状态中有能够替代心理医生的设计，这就像健康人不需要氧气瓶、心脏支架一样。当然，这并非说中国人不需要心理辅导之类，健康人也有生病的时候，而是说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看，需要认真研究中国人心理文化的特点，开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方法，以适应中国的文化风土。

心理文化学的分析范式和视角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现在的主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得出国家追求利益和权力不可避免，并以此判断未来中国强盛必将威胁世界。这种理论说到底是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因而用于解释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行为并不灵验。心理文化学强调，基本人际状态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影响到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外交政策模式。现代国际秩序起源于西方个人社会，当今事实上起作用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两个原理——利益和强力——与“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密切相关。像中国这样的建立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之上的非西方文明体，本有其自身的对外部世界的行为模式，只是近代以来才被迫学习现代国际规则。中国人稳定的基本人际状态决定了中国文明体内敛、温和、保守的性质，因此判断未来中国是否威胁世界，从中国文明体自身的性质而不是根据现代国际秩序经验来把握，更符合实际。

心理文化学产生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它凝结着中国新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化内核以及中国文明经验的学理性思考。中国最近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文化强国要有理论创新，而创新就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工具。心理文化学这种从根源上质疑现代社会科学、寻求新研究范式的探索，或可称为一种对原学问的追求。它的终极目的不是要把社会科学理论“本土化”，而是要创造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话语空间，此空间类似某种可运行不同系统的电脑操作平台，各种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游戏”皆可放在这个平台上运行，而无需再把“拔河”的游戏规则放在“抢椅子”游戏系统中检视。只有这样，将中国的文明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才有可能。

释义：LOGO中心为中国甲骨文“人”字变形，意即“人”（基本人际状态）是心理文化学的核心范式。两个同心圆代表人是一个由内而外不同层次构成的“场”，一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Jen是汉字“人”的威妥玛式拼音，许烺光最早在英语文献中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工具，并建议用它取代“人格”概念。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民性研究与心理人类学创始人许烺光

许烺光（1909-1999），第62届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游国龙

有这样一个关于国民性的笑话广为流传：一只载着各国乘客的豪华轮船撞上了冰山，马上要沉了，船长为了鼓励乘客跳海逃生，对中国人说：“看起来很好吃的鱼在游泳呢。” 对英国人：“作为绅士这个时候可是要跳下去的。”对德国人：“按照规则是应该跳的。”对意大利人：“刚才一个美女跳下去了。”对美国人说：“想当英雄吗，那就跳下去吧。”对日本人说：“大家都跳了，你还不跳？”这样的笑话当然谈不上是国民性的正确概括，却也反映出人们对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的好奇和了解国民性的需要。中国近代一些学者、文人如辜鸿铭、鲁迅、林语堂、柏杨等，也尝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然而都不是学术研究，缺乏方法的支持，许多论述只能说是随笔性质的感悟。

真正称得上学理性的国民性研究发端于美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与人格”学派，二战期间，国民性研究达到高潮。当时美国与敌国作战，需要了解敌国（日本、德国）人的行为模式，便聘请人类学家在国务院或国防机构中担当顾问，国民性研究的学者便派上了用场。他们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例如，今天仍然畅销的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著作《菊与刀》，就是当时的国民性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托撰写的研究报告。该书为后来同盟国的取胜，以及对战败国的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二战之后，国民性研究却衰落了，其原因主要是遭遇方法论的难题。人类学家本以研究“原始社会”见长，但二战中要求研究的对象都是大规模文明社会。研究“原始社会”，一般是进行长时间蹲点调查，写出民族志，但这种方法，不能用来研究像日本、德国、俄国等复杂社会，而是通过对心理的研究，来解释其行为的。当时主要应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重视幼年经验对人的行为和性格的影响，并多从心理病态的角度来把握，得出的结论多带有病态人格的特点，因而受到批评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美国鉴于了解异文化的重要性，扶植地区研究，一大批人类学家转而引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关系，如克拉克洪担任哈佛俄罗斯研究中心所长。地区研究是为了学科整合而建，鉴于整体性研究方法的阙如，强调通过跨学科的合作来达到整体性研究的目的，国民性研究被整合到了地区研究中。

国民性研究衰落后，有一个人仍坚持这样方面的探索，他就是华裔行为科学大师许烺光。许烺光生于中国的辽宁省庄河，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与费孝通是同门，一起就教于马林诺夫斯基，但两人命运有很大不同。当年他们同在云南任教，费孝通早一年去了美国，得以在1949年回国，而许烺光较晚去美国交流，就一直留在美国做研究，加入了“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最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师，后去了西北大学，在那里升到教授，并担任该校人类学系主任20年，直到退休。1977年被美国同行选为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许烺光虽然也属于文化与人格学派，但他对该学派多有批评，并建议用“心理人类学”代替“文化与人格”学派，故又称他是心理人类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他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工具，提出了新的架设，使其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可以说是新的国民性研究的代表人物。第一，他的研究是整体性研究。他坚持发掘影响人类行为的根本因素，尝试找到个人心理与行为、文化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第二，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分析。他总是透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来发现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及其根源。最早他以中国与美国为比较对象，后来又陆续加入了印度与日本。第三，他的学术思想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中心论的特点，考虑了中国、印度等非西方社会的文明经验。

活跃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海外华人学者，大多以研究中国（如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语言文学等）为擅长，他们或为西方学者提供中国素材，或自己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素材，鲜有像许烺光这样以中国经验审视社会科学本身，并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社会科学领域没有诺贝尔奖之类，但也有其自身评价体系，许氏获得的成就并不逊色于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帕森斯等社会科学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烺光或可比之于自然科学界获诺奖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

由于许烺光的著作都是用英语发表的，故在中国大陆知道他的人并不太多。台湾官方当年以抢救国宝的心态组织翻译、出版了他的10卷本著作集并认识到他的学说可以给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带来丰厚的启示。

《秋菊打官司》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王冠玺

法律是解决争议、建立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现代法律实际上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接受西方法律，其实就是接受西方文化。在日本、韩国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通常可以直接接受大陆法系或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这是因为经过长久磨合，接受国（地区）与被接受国的法律操作平台已渐趋一致，所以即便是最新制定的西方法律，直接搬到上述这几个国家（地区）来运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中国，这虽也主要承袭西方的法律，却仍然有着浓厚的自有特色，西方国家的法律并不能在中国的法律平台上顺畅运作，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仍然存在重要差异。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最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寻找新的研究范式。这套研究范式必须能够自由进出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充分掌握中国人的特质，还必须能与西方的学术语言进行无缝对接，并且在这个研究范式下，必须同样能够展示出西方法律文化的核心特质。中国的法学家其实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部分法理学家甚或提出了“本土资源论”，希望能够建构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范式”，但是因为“本土资源论”对注释法学的功能认识不足，所以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

不过，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人类学领域时，却发现心理文化学所建构的研究范式，不但能够剖析中国法律文化中最棘手与最难以说明的部分，亦能据以解读西方法律文化。限于篇幅，我在此不能展开，仅以《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为例说明。

秋菊是一个生活在北方大山里的农村妇女，因为不满村主任殴打其丈夫，不断往返奔波于农村与县城，进行诉讼与上访，要求村主任必须给一个“说法”，但除了一开始判赔了200元医药费外，秋菊是一路败诉。秋菊坚持不懈的上访行为，不但招致了村民对秋菊丈夫的讪笑，即便是秋菊的丈夫也对秋菊极不谅解。就在秋菊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之时，因为村主任在秋菊难产之际，在大雪夜翻山越岭，组织村里的壮丁将秋菊送到医院急救，母子均安，使得两家的关系转而进入到了新的状态。这件事本应就此和谐落幕，却因为司法单位重新认定了案件的性质，在秋菊请满月酒时，将村主任带走，予以行政拘留。面对救命恩人的遭遇，秋菊自是尴尬万分。

这个电影故事成为今日中国法律界“本土派”与“西方派”（姑且称之）相互交锋、彼此论证自己理论正确的重要事例，但是从没有任何一方能说服对方。实际上，根据心理文化学中的自我认知理论，中国人的“自我”是依据与其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这个构成自我认知群体的人际关系圈子，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中心，由内而外，依序是亲属圈子、熟人圈子和生人圈子。“自己”与圈子中的其他个体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度，乃由内向外递减。不同圈子内趋于使用不同的规则，这也是心理文化学中“伦人”理论中最突出特征之一。中国人在不同的圈子中有不同的行事准则，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人在不同圈子里，讲不同的规矩。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愿意论远近亲疏的关系呢？因为在不同圈子里面，适用的规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十分不同。因此，攀亲戚、论师门、讲乡情，构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人际互动模式。

秋菊身处北方大山的农村，村里的人不是亲属，就是熟人，全村几无陌生人。中国人向来不会轻易对亲属或熟人进行诉讼，但是在生人之间事属平常。秋菊之所以犯了众怒，就是在熟人圈里，不按照熟人圈的规矩办事，却运用了生人圈的规矩。秋菊的行为一开始或许能引起一些看不惯村主任做派的村民的支持，但是当秋菊针对村里人一再上访时，其他村民对秋菊的行为模式就开始感到错愕与担心，因为他们认为秋菊是熟人圈中的一分子，但是这个熟人却不按牌理出牌。他们对秋菊的行为难以预测，自然也就会从不安进一步转为不满。实际上，秋菊最后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人际关系带来了麻烦。

每一种制度都有利弊得失，都有运作成本，西方的法律文明亦非全无糟粕。根据心理文化学理论，通过秋菊打官司这个例子的说明，清晰地展示了现代化法律进入乡土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应该如何选择，心理文化学本身或许并不直接给出答案，但是这个研究范式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立体感与穿透能力，却有助于法学家在进行选择时，做出正确判断。从许多意义上，心理文化学或许正是建构中国模式所需要的原创学问，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音”与“建前”：日美较量中的文化机理

张建立

心理文化学认为，“基本人际状态”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影响到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外交政策模式。可运用这一视角分析日美关系的特点。

日本和美国官方文件都一直强调日美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关系”。但谁都知道，日美关系很特殊，实质上是一种主从关系：美主日从。所谓的“全球伙伴关系”也是徒有其名，在国际事务中，日本只是美国的一个影子。昙花一现的民主党鸠山内阁曾信誓旦旦地要“构建紧密且对等的日美关系”，但无果而终。鸠山的后任都转而只提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不再提什么“日美对等”了。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格纳曾形容日美关系是一种“家庭内分居的夫妻”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著书主张日本要对美国说“不”的石原慎太郎，称日本就是美国的“妾国”。也有中国学者说，以前日本充当的是仰仗美国鼻息的“小妾”角色，如今日本已经逐步升级为“情人”：其军事上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大大加强，在承担更多自我防卫责任的同时，日本军力的自由度大大提升。心理文化学强调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联系，从这个视角看，日美关系十分类似日本人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指一种明显带有地位差和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如父亲与儿子、大哥哥与小弟弟、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等。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日本人际关系之中。日美关系中，美国是“亲”：父亲、大哥哥、保护者；日本是“子”：儿子、小弟弟、被保护者。儿子听父亲的，父亲则保护儿子。上述“家庭内分居的夫妻关系”“夫妾关系”“情人关系”等说法，可以说是对这种亲子关系模式的形象表述。

日本人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特点：日本人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将二者切换。这一特点较突出表现在日语中的“建前”与“本音”这一对概念中。“建前”是指“表面一套做法”，“本音”是指“表面做法背后的实质”。在与人交往中，区分出哪是“建前”哪是“本音”十分重要。这在日本外交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政府高官的“失言”现象。众所周知，日本高官不断“失言”，最近的一次“失言”是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的“慰安妇纯属必需”论。此人在5月13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慰安妇制度在当时维持军队纪律方面是有必要的。他还曾建议美军司令开放美军官兵进入色情场所发泄，以减少性冲动压力。此言一出，日本舆论哗然，也招致了美国政府的批判。美国国防部指出，桥下彻的想法不仅“与美国的方针、价值观和法律不符”，也“很荒唐”。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看来，人的失言（口误）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流露，而从心理文化学视角看，日本高官的失言则是日本人的“本音”与“建前”的切换出了问题。失言，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表达的场合错了。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也有其“建前”与“本音”：他曾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这是他的“本音”。但他在外表上不得不加以掩饰。这次桥下彻失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安倍晋三表示要与桥下彻划清界限，指出自民党当局和他本人与桥下彻及石原慎太郎的立场“完全不同”。此外，安倍晋三还称自己将继续贯彻历代日本首相坚持的“村山谈话”精神，强调自己“一次也没有说过日本不曾侵略”。其实，从安倍晋三既往的主张来看，他与桥下彻的“本音”并无二致，只是在掩饰“本音”上更老练罢了。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也许在美国人看来是人格分裂，但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是心智成熟的表现。

在“亲子”关系模式下，作为小弟弟的一方在大哥哥面前如何熟练切换“建前”和“本音”，是需要功夫的。有时候小弟弟对大哥哥也有不满，想发泄一下“本音”，但又不能太过分，否则大哥哥会生气，会被敲打，会失去大哥哥的保护，所以小弟弟的发泄也只是类似撒娇行为。这次针对美国的谴责，桥下彻辩解称：“日本做的确实是坏事，为解决战场上的性问题而使用女性是无比错误的”，但美、英、法、德等国都曾利用过当地女性，“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不也利用了日本女性？”“（把日本人）作为特殊人种加以非难是不公平的，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应该反省。”这就使美国不高兴了。美国这个保护者对小弟弟的伎俩也看得很透。美国国会调查局曾在5月发布报告，认定安倍晋三近一阶段的“极端表现”已令美方有所戒备，安倍晋三作为“强硬民族主义者”，其政府有可能在石原慎太郎、桥下彻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影响下改变策略，使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遭受损失。在这一背景下，桥下彻的“本音”受到美国大哥哥的高调呵斥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