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受的教育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种是非正规教育（或称传统教育），一种是正规教育（或称学校教育）。 两种形式的教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非正规教育悄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劳作方式到生活习惯，从言谈举止到待人接物，都时刻进行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从未进过学校门的人仍能适应社会的原因。对一个社会的延续而言非正规教育具有根本的作用，而对一个社会的转变而言，正规教育更为重要。我们通常所说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指的就是这种教育。本文讨论的是这后一种教育。若进一步划分，正规教育似又可分为“传统正规教育”和“新式正规教育”，中国传统正规教育的典型形式是过去的私塾教育。新式正规教育指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的教育。本文通过追述西村正规教育的历史沿革，分析村落社区的变化与学校的关系，就今后村落中学校教育的发展提出一些想法。
（一）西村学校教育的历史沿革
西村学校教育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私墅教育、新式学校教育和新中国学校教育。
传统正规教育：私塾教育 西村设立私塾历史久远，一直到1930年代在新式学堂的强烈冲击下才退出历史舞台。根据村中老人的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村的私塾有两种形式，“独请”形式与“合请”形式。“独请”指富裕的地主（一般拥有百亩以上的土地）为自己的儿子单独聘请一个老师，实行“一对一”教育，自己承担全部费用，先生一般为当地知名秀才。这种形式费用较高，除提供学费外还提供先生的吃穿用度；“合请”指中下等地主或富裕的农户联合聘请一位先生，依据入塾孩子的数量并参考各家的富裕程度分担费用。这种形式费用较低，一般只提供学费。民国后西村有一所合请私塾，设在主村，为一所高脊式三间平房，正对房门的地方供俸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牌位”。牌位下摆着先生的独用桌，上面整齐地放着笔墨纸砚。学生数量时有变化，少时7、8人，多时8、9人。制约私塾教育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当时“合请”形式的费用一般在20斗粮食（1斗约合50斤）左右，最少也要10斗。而当时的佃农、雇农的全部收入仅10余斗，故一般人家无钱读书。
私塾教育有怎样的特点呢？社会人类学家Wagner通过分析伊斯兰教的传统正规教育，总结了6个特点，即1）学校是为了追求宗教或社会价值观而设；2） 通常使用外国语或非口语的教科书，教育的中心是模仿，特别是在教育的早期，强调的是背诵而不是理解；3）授课通常采取一对一的形式；4）教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学校传授知识，还影响共同体社会的生活；5）学生不是根据年龄分班，不存在“留级”的概念；6）大多数情况下老师和学生是男性。
我们发现这个概括大体也符合西村的私塾教育。当时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知书达理”，“书”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礼”为仁、义、礼、智、信等行为规范。 这一点同非正规教育中强调人际关系、讲究礼法相吻合。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圣贤型”的人，即不仅要饱读圣贤之书，在行为上也要符合圣人的教诲。私塾分为两个阶段：读志与释义。“读志”指知道读音和停顿，熟读成诵，此一阶段一般为2-3年；“释义”指讲授书籍的意思，了解其内容。此阶段一般也为2-3年。这种方式有一个突出 的特点，即识字快，在3-5年内能基本掌握汉语词汇。当时也没有“留级”、“跳级”、“毕业”、“不毕业”的概念。老师和学生都是男性。私塾先生不仅教书，还通常集司义、代笔人、调解人、间或巫医于一身，在村落共同体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S，80岁，住主村西门里。父亲为清末秀才，是当时西村最大的知识分子。据S讲，当时的秀才身兼数职，享有极高的地位。教书先生：他父亲在陈留县一独请私塾当先生，除吃穿用度外还能供儿子读书；司仪（或称“礼生”）：附近婚丧嫁娶仪式上“喊礼”，除吃酒席外还能得到“份钱”；代笔人：为村中书写婚嫁帖子、书信、新春对联、诉讼状子等；调解人：由于秀才是“知书达礼”之人，村中每有婆媳不合、邻里纠纷，都来找秀才调解；乡村医生：“一个秀才半个医”，能为村民诊治一般疾病。
受其父的影响，S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私塾，熟读五经四书，但没赶上考秀才，是当时的县私塾学生。他有深厚的古典修养，在西村受人尊敬。村中有人撰修家谱请他主笔，结拜兄弟请他写金兰谱。此外他还会一种招魂术。就在我们访问他的时候，一老妇抱一小孩(约2、3岁)进来把老人叫走。一会老人回来说，孩子受了惊吓，给他叫魂儿去了。
新式学堂教育 大约在1920年代西村出现了“洋学堂”。“洋学堂”是由当时北洋政府提倡并出资设立，设在西村当时的关帝庙中。这是西村新式教育的肇端。新学堂的出现对私塾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不过，私塾教育并未马上消失，仍顽强存在了好几年。主要原因是：闭的环境，村民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人们不相信传统的教育会消失，当时社会混乱，人们相信一旦社会平和下来，“重开科举”并非不可能，故圣贤书不可不读；其次，传统的生活与劳动方式支持着私塾教育的继续存在。私塾教育的授课时间更为灵活，更适合农村生活。“新学科没有用处，而传统的课程更适合乡村的需要，这种需要仍然被乡村和家庭生活的人际关系所支配；旧式教育更不正规，因此更容易合于农活的要求”
对村落社会来说“洋学堂”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当时西村是四周几个村子新式教育的中心，设一公立小学，名为“陈留县辛野乡第二国民小学”。课程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以及集政治教育与体育于一体的“少年童子军”课。教师为公派，由一些在外地上过新学堂的人担任。学校教育输入了传统教育中完全没有的新内容，无论是对西村的学校教育还是对整个村落社区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新式学堂课程的设置改变了千百年来学校教育的内容，国语中增加了清新、生动的白话文。历史、地理课扩大了学生的视野。政治教育则使学生对整个社会乃至世界情况有所了解。国语课中对全新的城市生活的描述，世界的广阔与悠久，国内国际的风云变换等，通过学生多少渗透到村民中去。新式学堂的老师首次以相对独立的集团出现在西村社会中，对社区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冲击。那时的教师为国家出薪，粮食则由学生负担，不参加劳动，集体居住。据老年人讲，教师是“洋学生”，“洋”在哪里呢？一是穿衣“洋气”，二是见识广，三是有不同的习惯，生活讲究，如经常洗衣服、洗脸、洗手。据村里老人讲，过去村里人晚上或平时无事时，常常与教师一起坐坐聊天，向教师问这问那。在闲聊中村民们了解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事，他们的思想也受到影响。据说，刷牙就是那时由教师传入西村的。
此时政府实行免费入学，学生人数比私塾时有所增加，常年维持在20名左右。但学生所占比例仍然很低，主要原因仍是经济因素。当时学生虽免缴学费，仍需向老师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这对许多人来说仍无法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昔日农村的孩子是重要劳动力，即使完全免费，不入学校受教育对农户来说也是损失。
新中国学校教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西村小学进行了改造，撤换了原有的教师，改变了语文课的内容，撤销了原有的“少年童子军”课，设立了思想教育与体育课。入学儿童有大幅度增加。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西村学校。当时学生中成立了“红小兵战斗队”，罢课、贴老师的大字报等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68年实行“小学教师回原籍任教”的政策，西村返村教师达13人，其中不少是原来学校的校长和教学骨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学校教师人员充足，素质高，这个时期被认为是西村历史上教育的黄金时期。1968年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干部直接过问学校工作。但这时学校的工作并未受太大的干扰，反而在后勤上得到了保障，突出的例子是，此时利用没收外出人口、犯罪干部、地主的房子，加上上级给的400元钱，推倒原关帝庙大殿，建立了新式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进入19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法》等有关教育的法律的制订与实施，西村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1990年村民以现金、实物的形式自筹资金12万元，翻修校舍，改建操场，使学校硬件基本达到了“六标准”（即标准教室、标准运动场、标准黑板、标准桌椅、标准校门、标准院墙）。目前西村小学共有6个年级（包括一个学前班），现有学生327名，教师10名，其中公厉教师3名，民办教师3名，临时代课教师4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初中设在距西村3公里的方庄村。最近的一所高中设在距西村6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仇楼。成绩优秀的学生则到开封县第四中学（距西村9公里）或第一中学（距西村25公里）读高中。西村小学作为农村初级教育系统的一个最基础部分，担负着西村所有儿童初级教育的重任。从这里一 代代村落的孩子走向外面的学校和社会。
同传统的正规教育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学校教育对村落社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教育大大普及了。解放之初西村为一完全小学，共有五个年级，入学人数迅速扩大，当时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70%左右（中途有一部分退学）。1964年，在校人数保持在100人左右，教师7人，全部为公派，异地教学。现在适龄儿童基本实现了全部入学。根据我们的调查，中途失学者极少（调查者原计划调查失学者的情况，但未找到例子）。目前当地实行的是普及9年制教育，虽然实际上还达不到全部接受初中教育的程度，但绝大部分能读完初中。这在村落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普及教育也走过一段弯路：文革时期出现了“教育大跃进”，西村小学变为初中，后来又升为高中，但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样的初、高中教育质量之低是可想而知的。1982年西村撤销了中学，重新改为小学。现在西村年轻人中，文盲几乎没有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对西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与之相联系是教育的通俗化。与以前的私塾教育比，现在教育的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采用口语课本，同时也增加了科学知识等内容。新式教育不再是一种“圣贤型”教育，学生学习的东西与生活更为贴近。教师和 学生说话不在满口之乎者也。学生、教师与村民之间的差异缩小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教育的神圣感消失了，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也不一样了。过去村民们认为教师和学生都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是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了不起的存在，但现在他们趋于认为和自己没有什么两样。有时他们甚至坚持认为现在的老师、毕业生没有以前的老师和学生有学问。“都初中毕业了，除了看户口本 ，什么也不会”，这是有的父母对一些学生的评价。
（二）学校教育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及存在的矛盾
作为中国千百万个村落终的一个，西村各方面都在经历着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第一，学校教育是保证村落社区成员向其他职业和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但结果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目标，入仕的人一般都脱离本地社区 ，异地为官。真正“入仕”者毕竟是少数。自咸丰三年以来西村只出了一个文秀才，而这个秀才还未到授官的地位。但正是因为没有授官，村里才有了一位教师，一位司仪，一位代笔人，一位知书达礼的调解人和一位乡村医生。
解放学校教育则普遍被看作脱离农业的一条最佳途径。在西村被访问的人中，普遍认为农村生活太苦太累，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考出去。根据村长和小学校长的介绍，1990年村里集资办学是历次集资最顺利的一次，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人们对自己子孙的一种寄托。就在我们考察期间，西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女孩某，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但家里无钱供她上学，她很伤心，离家出走。临走时留下一封《我的童年》的信，信中诉说了农村的艰苦。她说自己把希望放在考学上，但希望破灭了。她要外出打工，挣够钱后回来重新读书，而不愿在这个穷地方呆一辈子！
调查者没有看到这封信，但可以想象得到她的痛苦。她强烈期望通过读书脱离村落是当地人们的普遍想法。在孩子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大人就常对他们说：“好好念（书）吧，将来考大学，就不吃这地馍（指农业）了。”对于西村这个较为闭塞的村落社区来说，学校教育是其成员摆脱农业的最体面的方式。
这样，学校教育对村落社会而言实际带来了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村民、村干部以及各级政府官员都认为应当大力抓教育，提高升学率，教育的普及提高村民中的识字率，而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和升学率的提高也意味着村落中较优秀的人流动到村落以外的地方去了。西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了几个大学生和几十名中专生，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回到村里（由于这里较偏僻，没有中专生愿意来这里任教）。一般来说能考上大学人或中专的人是较优秀者，他们的外出固然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贡献（西村人也以此为荣），但对西村社会来说则是一种损失。考上学的比例越高，对村落而言人才损失越大。当听到当地中学的校长夸耀他们又有多少人考上了名牌大学时，当听到西村村民为他们能向国家输送人才而感到骄傲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同时也是村落社会的一种悲哀。
对村落社会而言，较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学校教育将优秀人才送到外面接受更高的教育，然后回到村落帮助村落发展并为村落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以促进村落社会的变化。但目前由于从事农业收入低，青年厌农情绪严重，改变这种情况还需时日。
第二，学校教育是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意识、促进村落社会随时代而转变的重要手段，但目前这种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在古代，官方“兴私学，倡教化”，除了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必要人才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保持对村落社区的引导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塑造，促进 社会的整合与内部的发展。就拿人们常说的“知书达理”来说，这是当地人们对读书人的基本评价，而“书”之知和“礼”之达主要是通过私塾教育进行的。圣人教诲和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儒家）所体现的价值观首先影响了私塾先生和学生，又通过他们进而影响一般村民。由于这种价值观与村落社会相吻合，而且教育与村落社会环境有较高的结合度，故它一直在传统教育中占支配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新式教育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教育不再把传统文化价值作为教育的目标，相反，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批判，代之灌输了一些新的价值观。但这些新价值观较难溶入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另方面，新式教育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在与刚刚从西村小学毕业的学生聊天中我们发现，他们对国内外发生的 事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得多，例如他们许多人都知道“基本国情”、“基本国策”、“计算机”、“WC”等等。 新的知识对于有助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但对村落社会来说却是陌生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村落社会环境的疏离和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的变弱。对西村人来说现在供孩子上学，除了希望将来考上大学跳出龙门外，完全变成了纯粹的“识文断字的”的教育 。这些情况降低了人们的期望值，那些认为自己孩子考不上大学的家长说：“上几天学，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妥了。”这个要求大大低于过去人们对“知书达理”的要求，而这对村落社会来说决不是一个好倾向。
西村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但从目前来看，学校教育在弥补村落社会传统教育之不足方面还有待加强，学校教育与村落社会传统教育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尚未形成。如前所述，学校教育如果充分加以利用，能有效给村落社会注入新鲜内容，弥补其不足，进而促进村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当然，中小学教育中，“识文断字”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还应当重视符合实际的、对村落社会能产生影响的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教育。培养新型农民，使他们适应新生活。一位外出工的青年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尚××， 23岁。1995年它带领西村13个青年(9男 4女)到深圳宝安县大捷达玩具公司打工。 每月除吃除住外，500多元的工资，比村里收入高多了。但他们到那里不适应，干了半个月就吵着要回来。最主要是，工厂管理很严，他们受不了束缚。厂里不准抽烟(玩具厂怕失火)，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上班不准聊天，不准大声说话，上厕所不能超过15分钟，晚上12点前必须睡觉，早上7点半必须起床。不准随地吐痰，进厂要带场牌。保安人员发现忘带厂牌的、随地吐痰的、打瞌睡的，抽烟的，上班迟到的，都要罚款20元。他们在家散慢惯了，哪受得了这种约束?没几天就被罚了几次。最后都回来了，最长的才在那里干了两个半月。
这类教育不可能由传统教育来完成，只能由学校教育完成。拿卫生习惯来说，村民们卫生观念普遍淡薄，村落中一个人如果讲卫生爱清洁，衣着讲究一些，会被人斥为“臭讲究”而受人疏远。而讲卫生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素养，在这方面学校教育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校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但抓得还不够。目前西村学校的教育丢弃了传统道德教育，而新式道德教育又脱离生活。“小学生礼仪守则”印在漂亮的纸上，但只是一纸空文。我们认为在学生应当大力开展公民意识、权力、义务的教育，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公德、爱清洁、遵守时间、遵守规则的教育。如果从学校开始，教师和学生人人都养成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会对村落向现代生活的转变产生良好的影响。
第三，学校教育是村落社区成员获取未来生存、发展素质重要手段，但现在应试式教育的压力还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学校教育在村落社区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过去认为认为读书好，读书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让人高看”，但当时一个人有无读写能力对其日常生活并无大碍。但现在一个人若没有读写能力会带来种种不变：“不识字，看不懂电视。”“不识字，连说明书都看不懂。梨树有病，请人来讲，听不懂”。这是村民们对教育作用的看法。一些有外出打工体验的人说，在外面若没有文化，只能干脏累的体力活，挣钱不多，还会受骗挨欺负。从村落社会的转变的角度来看，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成为历史的必然。随之而来的是对教育要求的提高。说学校教育将决定未来村落社区成员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水平，决定村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方向和速度亦不过分。当前村落中学校教育的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过分强调应试教育而忽略了其他教育如劳动技能和个人素质教育。西村能升入高中学习的仅占初中生的9%，高中升入大学的为20%左右，也就是说西村每100个初中生中只有2个人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98个人仍要留在农村，而现在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为那两个人而设。升学压力还造成了小学阶段就负担过重的问题。西村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就有早自习，每天早上6点开始一天的学习，直到下午三节课后，除吃饭外几乎都在学校学习。每天的作业一般需要2-3个小时完成。结果使一部分小学生厌学。初中阶段学生学习分化，许多学习差的学生知道升学无望，而学校所学内容用处不大，逃学、旷课现象较为突出。
因此我们认为由目前的应试教育过渡到素质教育，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教育势在必行。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已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专门下发了文件。但如何做好这个转变，使学校教育适应对未来村落社会的现代化农业化趋势的要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第四，教师和学生在行为方式上与村民之间的差异能起到促进传统村落成员行为方式变化的作用，但目前教师、学生与村落的过度趋同影响了学校教育的示范作用。据老年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私塾先生和学生都是有钱人，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穿长衫，说话斯文。“洋学堂”的老师“洋气”。总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与一般村民区别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学校老师仍与村民有较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外地（或外村）人，吃住在学校，拿工资，不参加体力劳动，衣着较整洁，谈吐较文雅。文化大革命中强调学校老师与农民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老师与村民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缩小。特别是“三下放”以后，教师的本地化、本村化使教师完全溶入了村落社区。民办教师增加了，这些人都是一身而二任，既是农民又是教师，既教书又耕地。他们白天给学生上课，下了课到地里干活，有时是身上带着泥水匆匆从田里赶到教室上课。即使是公历老师（他们没有土地）也因是在自家门口任教，也要下田参加劳动，久而久之他们从衣着打扮到举止言谈也同村民趋同。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退休老教师身上看到一些差异∶
尚某，男，退休教师，70多岁，住主村西门里。原在外地教学，1968年“三下放”时回村任教直到退休。他的行为举止至今仍与普通村民有明显不同：他是公认的全村衣着最整洁的人。访问他时，他身穿洁白的短袖衬衫，下着长裤，很整洁。不抽烟，对人和蔼礼貌，举止文雅。
他之所以在行为方式上还未完全与普通村民趋同是因为它回村不久就退休了。现任学校教师在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上已看不出与村民的差别。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教育普及或教育通俗化的结果。从“学校教育贴近社会生活”这个意义上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它对村落社会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却容易被忽略，即由于教师在村落社区中相对独立性的丧失，教师、学生与普通村民在行为方式上差异的消失了，学校教育失去了在村落社会中扩散新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教师、学生与村落社会过于趋同不仅会干扰教师的教学工作，更重要的是使村落社会失去了一个获取新生活方式的渠道，因而不利于村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学校不仅仅是训练“识文断字”的场所，它还承担着向村落社会传播新思想、新价值观和新生活方式的作用。教师阶层保持相对独立的性有利与这一功能的发挥。为此我们建议：
1)不仅使更多的民办教师转正，使他们专心从事教学工作，还要努力实现教师的非本地化。这有利于不使教师过分溶入村落社区，有助于教师摆脱过多的农活和人事干扰，有利与教学质量的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2)提高教师的待遇，吸引城里人以及受过城市生活方式熏陶和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到村落任教。这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水平，从村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增加村落社区中的异质因素，改变村落社会的同质性。自1970年以来，西村从未接受过一个公历教师（而这一期间西村向外部输送了十几名大学生和中专生）。现在的教师全部为六、七十年代的师范专科毕业生。原因是教师待遇低，村落闭塞，没有人愿意来。西村为了吸引人才，愿意为来村里任教的教师提供补助（西村为每临时代课教师补助20元，这是其它学校没有的），但补助数额有限，仍无法吸引人来。
（三）讨论与展望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看到该地区从西村村民到县里的领导对教育问题是比较重视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也都在为发展当地教育辛苦努力。无论从入学率以及学校的设备来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该县为教育先进县)。我们从村落社会变化的角度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属于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它是一个地区在解决了诸如校舍、院墙等 “硬件”问题之后要解决的“软件”问题。
发展乡村教育需要经费，经费不足几乎是我们接触到的所有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反映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需要降低教育成本。一般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教师的待遇会提高，教育条件会得到改善，学生接受初级、中级教育的费用会降低。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小学教育甚至初中教育都是免费的。但西村的情况与这种趋势相反：近年来读小学的费用一直在大幅度攀升。1978年西村每个学生交纳学费是148元，这个数字大约是1970年代末的40-50倍，而这一时期农民的收入增长还不到10倍。这表明当地的教育成本增长太快，已成为受教育者的沉重负担，农民意见较大。教育成本的增加可能有复杂的原因，我们建议教育管理者像工厂实行产品成本核算一样，重视和研究降低人均教育成本问题。例如，研究一下可不可以减少一些“辅导材料”之类的书(我了解到有的小学生的语文辅导材料有6种)?能不能减少学校为应付上级各种检查的招待费用?可否像考核升学率一样把降低人均教育成本作为一项考核指标?等等。降低教育成本、把能节省下来费用节省下来，等于增加了投入。
在西村小学中央有一“西村集资建校碑”，碑额为“尊师重教国运昌盛”。就在不远的地方躺着另一块碑，为咸丰年间修关帝庙所立，碑额为“万善同归”，上面记载着捐钱者的姓名和金额。两块石碑无声地诉说着西村的历史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展望21世纪，农村的发展和变化对学校教育寄托着更大的希望。认识和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在已有成就的基础更上一层楼是此次调查的愿望。本报告提出的一些问题和看法主要是依据对西村的调查得出的，但有些问题恐怕不限于一个村落和一个地区。我们的研究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管理者的重视。
尚会鹏、杨万强、付彦、俞敏浩《村落社会转型中的学校教育》300-314
载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研究》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