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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的差异及对今日世界​的意义

发布日期:2018-12-29  来源:   点击量:

1960<东西文化差异及其对今日世界的意义>“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ld Today.”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清华学报), New Series, II, No.1, pp.216-237.

一、绪 言

无庸置疑的,当我们谈到各民族间的差异时,我们也不否认其间也有许多共同性。散居各地的人类社会,不论生活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他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从很长的例证中,挑出一些简单的来说:比如家庭、婚姻、宗教、历法、饮食时间、礼仪、好客、社会组织、司法、经济活动、艺术语言、宇宙观、火种工具等等,这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与其它动物团体诸如蚂蚁蜜蜂等就截然不同。然而,我今天所要宣读的论文,首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人类社会尽管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大。

东西方文化差异确实是巨大的,这些差异不仅是表现在服饰及性格上,例如和服与燕尾服的不同,握手与颂祝万岁之不同,中央冷暖气系统与火炭炉不同或者汽车与轿子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进入更深一层的表象,这些差异可以在东西两个不同的民族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发现,这些差异从思想程序到最后决定,常常使人不惜牺牲生命与财产。尤有甚者,这些文化差异既深又广,展现出不寻常的一致性,换言之,文化差异是根据几项固定的指导原则表现出来,而不是偶发的。

我个人认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中有两项固定的原则,这两项原则可以说互不兼容、尖锐对比。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力更生(individualism or self-reliance),则东方文化就是情境主义或相互依赖(situationalism or mutual dependence),这些差异就是东西文化不同的中心,现在让我来解释这两个名。

个人主义与自力更生绝不是两个同义字,但基本内容是相似的,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由于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正如个人主义在英国发生,而自力更生则在美国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彻底的粗犷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nalism)。可是基本上英美两地都存在两者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认为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而这种观念的极致就是平等与自由。同理,情境主义是一种人生观,认为个人并无上天赋予不可分离的权利,因此缺乏自由平等的概念。相反的,东方人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依从生身父母,并且通过他的父母依从他的祖先,也因此个人对自己的后裔及下一代生存亦有明确重要的义务。这种依赖是相互性的,子女依赖父母而父母亦倚赖子女。这种父母子女相互依赖模式发展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其它层面,包括邻居、朋友、君臣之间。根据西方文化模式,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着想,为自己做决定,解决自己的问题,去寻找自己。即使天生财富之家虽然百万富翁的父母可以为他解决很多问题,但他个人仍需自力更生才能获得肯定,正如一般电影情节描写与富家少爷陷入情网的少女,多半是为了他个人而非其它因素,当然有钱对于男女感情的融洽是绝对有帮助的。

在另一方面,东方文化的模式中被迫接受长辈的命令,要接受既定法规习俗的约束,要分辨生活四周人群中何者对我有利、何者无利,而最终目标是使自己能融入四周情境事物中。所以即使有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但仍须感谢父母的教养及祖先的庇佑,因为没有他们无以致此。西方文化中的老人虽亦有贫穷,需要依赖子女丰富的物质生活协助,但仍口口声声要自力更生东山再起。反观东方文化中,老人即使本人生活无虞,仍极乐于接受子女的供养,并对外人吹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个人凡事要靠自己时,一旦成功将欣喜若狂,反之失败亦将悲痛逾恒,因为此种模式的个人,成功与失败均无法与人分享,所以个人的喜悦可以亦癫亦狂,而个人的失败亦可以陷入痛苦深渊无法自拔,因此西方社会不同程度的情绪表现随处可见,这在东方是少见的。

通常错误的观点认为东方民族比较懂得自制,这个说法是缺乏证据的,因为无人能长时期在生活的每一层面予以完全控制。我个人的看法则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情绪性而已,而我这种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生活在相互倚赖文化模式中的个人在感情表达上一般都不会太强烈,他如果成功了其喜悦无法独享,因为所有成功的果实必须与他整个家庭、祖先及一切有关连的广大民族分享,所以个人不会独享荣耀,自然也无需独自承受强烈痛苦。若个人荣辱与感情经常与人共享,则自然欢乐与痛苦的感受就不会太强烈。此两项文化上的对比,就是我提出作为了解东西文化差异的钥匙。

二、各方面的差异

 

下面我将在两大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现中,检视主要差异(自力更生与相互依赖)及次要差异(感情强弱)的对比。

我们首先以艺术来讨论。如果我们不斤斤计较东西艺术传统中的作画方式,使用媒体及绘画用途等的表面差异,则我们可以马上察觉两者艺术中之不同的重要元素。

第一、在西方艺术中有关人物素材特别是女性的,通常非常细腻,但在东方画作中,以非人物的素材为主,从风景花草到老虎狮子、蟋蟀蝉鸟最为普遍。第二、西方艺术家一直追求表现作画对象的内在感觉或自我幻想或追求裸露原貌,因此即使在画苹果葡萄香蕉时,他会赋予酸苹果、愤怒的葡萄或舞蹈的香蕉等不同意识。

在美国风景画名作中最能表现画家感情的要以荷马(Winslow Homer)的作品为首。反之中国画家即使也有描写人物时,通常是在雄伟风景画中以一墨点作为代表或长衫马褂坐在太师椅上配以花瓶,而通常容貌莫辨,与美国伍德「美国革命英雌」(Grant Wood,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名画的众多人物相似。这种差异绝无例外,就像中国画家画的宫庭十六婢女夏日嬉戏图面貌均无从分辨。由此可见东西方的差异是如何分明,西方绘画强烈表现,画家本身及欣赏者努力追求自我个性及自我夸大的情绪,而东方绘画极度强调个人在外界环境中的地位,尽量缩小个人个性表现,同时不掺入任何感情因素在内。

人类与人类交往要比与动物、昆虫、天体要多付出一点感情,同时也可以断言在所有人类中,男人与女人的交往是所有感情表达中最强烈的一种。东西双方在现代绘画发展中,并没有改变两者间基本差异,在东方尤其是日本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现代绘画,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模仿西方绘画的二流作品,而今日西方的现代绘画似乎已比西方传统中更超前一步,因为有更多的管道来表现极度情绪的不安,加强表现画家的自我个性,对外界现实更加忽视,因此绘画作品类似人们梦中所见或像罗夏克心理测验中用的墨渍测验结果,画家与欣赏者均可以随意联想下结论。

我们其次讨论文学,特别是属于两大文化体中都占最大宗的小说类。我们发现大部分西方小说从古典到现代,主要内容围绕着两件事,第一就是包括男女的恋情与性关系纠缠为主的故事,或是以幻想妄想的情节为副,西方小说家在处理性题材上与东方作家截然不同,特别引人兴趣,通常一本三块七毛五平装本的小说,很均衡的描写书中男女主人翁如何历经苦难煎熬而结合,而一旦男女结合故事也就告终。大胆作者也可能偶然描写在窗帘未放下前寝室中的一些情节,但大部分都是点到为止。至于幻想妄想式的西方小说,其细节自然毋庸赘述了。

大部分的西方小说,其情节发展都是经由每个人物心灵想象出来。东方小说对于性题材的描写要比西方小说少很多,即使偶一提到在处理方式上也与西方截然不同,东方小说中也有男女相爱一见倾心之事,但大体上男女双方都经由红娘牵线在后花园中私会,因此小说一开始,男女主角即已私订终身、形体结合,然后作者试图描写男主角如何历经劫难或经由科举考试或有战功胜利归来正式迎娶最初心爱的那位女主角。在大团圆故事结束前,作者也可能安排男主角与另一女主角成亲纳妾,但此一发展绝不影响故事主线结局。至于幻想式的小说,除了少数可与《格列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艾丽斯梦游幻境》(Alice in Wonderland)相比的小说外,东方小说大部分内容都缺乏作者内省的观点,而一切故事情节都是从外在观点来着墨。 因此我们从东西文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像绘画艺术比较的同样结论。那就是西方强调个人,特别注重个人的思想或个人的喜悦;相反的,东方则着重于个人在大环境中的正确地位。西方展现戏剧性的感情变化,而东方感情则要受制于外界事物。

第三项生活层面,我们将检视的不是书本中或绘画中讨论的性的问题,而是真正看看婚前及婚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在西方,爱情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件事,做任何事情几乎都可以假爱情为名,警察常会因情侣超速而法外开恩不开罚单,某些法律规定也可以因为爱情而放松。我想爱情的定义是当你遇见不同性别的人而使你产生由头到尾有一种被幸福笼罩的心理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几百万人中找到心灵契合的另一个人,而两情相悦进入热恋状态,这种情况其实无需多费唇舌描述,我们祇要到今日美国大学或高中校园走走,即可毫无困难的发现青年男女手挽手、脸贴脸步行其中,浑然忘记身旁还有其它人存在。

在婚姻生活中,爱情关系也是同等重要,虽然由于时间、责任、子女及当事人四周复杂环境会影响爱情浓度,不过婚姻专家仍不断鼓励夫妻每天都要向对方示爱。许多初婚的新娘,有时会因丈夫在车站过分热情的吻别而受窘,但是现代婚姻专家还是坚持夫妻「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态度。

个人主义的模式由于影响至深,使许多男女虽然经由寂寞芳心俱乐部的介绍而认识,但公开对外是绝不会承认的,更由于个人主义所附带的重要强烈感情因素,迫使女子即使是为了貂皮大衣或名贵汽车而嫁人,但公开说词仍必定是为了永恒的爱情而结婚。然而,东方人的结婚与爱情观恰恰相反,在传统的中文用词中,根本没有形容男女之间「爱情」的这种名词,一般的爱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中国人的夫妻是重和谐,若男女不能结合则可以私奔或者演变成婚外情的通奸,但是绝对没有像西方男女之间所称的那种名词「爱情」。东方的婚姻依据习俗是经由媒妁之言安排而成,男女在婚前是不允许见面的,一旦成婚则夫妻双方对于双方长辈、亲属、家庭的责任远超过他们双方个人的,尤其在公开场合夫妻绝不可以有热情表现,而私下除了夫妻应尽周公礼外也不许有其它淫荡行为。

有人会辩解,上述的情况早已成为历史。在不断变化的东方,是否很多事真的改变了呢﹖答案是有限度的「是」,绝大部分的「不是」。

是的,在过去一百年来,东方受到西方影响,使得很多东方男女,特别在大城市里,自由恋爱。他们谈情说爱,自选配偶,也有不少人会为了失恋而采取暴力手段。至于回答不是,则因为上述现象都是表面的。单举一件事,大多数东方男女青年在讲到「爱」字时通常比较喜欢用欧洲语言来表达,因为他们觉得用本国话说爱难以启齿。另外就是许多西洋歌词被改编成中文或日文歌曲时,因为歌词充满「我爱你、你爱我」的字句,使听众极不自在。即使到1946年很多男女自由恋爱成功行婚礼时,仍必须在结婚仪式加入媒人或介绍人致词一项。所以表面上某些东方人已沾染上西方个人主义与情绪反应的现象,但实际上仍强烈受限于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相互依赖模式的事实。因此在理论上当自己子女违背长辈意旨成婚的,东方父母反对的情绪应比西方父母为强,然而事实上正好相反,当西方父母不满子女所为而采取的断绝父子关系通常是永久的。而东方父母即使也有断绝父女关系之时,但通常在子女生儿育女有子孙辈时则愿意重新认养。中国父母会用哲学口吻表示既然生米煮成熟饭,吾人已无能为力,何况生下子女毕竟还是我的骨肉。

宗教是我们要来检视的另一个生活层面。简单的给宗教下一个定义,就是人类对超自然的信仰。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宗教,但是东西生活方式对于宗教的看法则有极大差异,其中第一个差异就是一神主义与多神主义的不同。

西方人不仅尊奉一神,而且坚持他们所信仰的神是惟一真神,其它的都是偶像。反之,东方人不仅相信众多神祇,而且他们从不向神祇的真伪挑战,不管这些神祇是否为他们所信奉的。东方人承认某些神祇能力有大有小,有好有坏,但对于神祇存在与影响则是深信不疑的。这些宗教观差异的看法与个人主义人士只认定唯一真理,情境主义人士认定真理要从不同角度来衡量的两种生活方式不谋而合,因此一般的著作将东方人全视为儒家或佛家徒,其实是大错特错。东方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倾向于可以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但是要他们对其中一种宗教死心塌地的接受却不容易。1950年代常见大型的中国出殡仪式,通常是包括和尚、道士、喇嘛及修女,一行跟随在西洋管弦乐队吹着美国进行曲之后,而由中国传统乐器吹奏哀乐前导。一位儒家学者可能不会对鬼神寺庙感兴趣,但是他对妻女到各寺庙上香供奉则大半不会反对。

宗教行为差异的第二项不同于当代最为流行的一个误解,即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重精神。殊不知事实上西方人比东方人在这方面更强。中国胡适及西方诺索普(F.S.C. Northrop)都曾认识到这项事实,但可惜两人均未深入探讨,他们未能发现西方源起于真神无所不在的这种深厚西方精神性,就是不断摧残西方宗教的主因,它不仅造成不同教派间的争吵,而且更在同一教派间造成生死搏斗。在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精神主义促进物质的发展,而不是对物质的唾弃,而一般的观念都认为精神主义比物质主义优越更易为人接受,其实持这种说法是缺乏证据的。

我们从精神主义与物质主义发展的成果看,两者都有优劣点,比如物质主义使人类生活得更舒适、更有尊严,而精神主义将人类意识提到更高境界,但同时物质主义造成人类贪婪吝啬,精神主义造成互相压迫,一如上述,均是恶果。

为什么东方人较西方人不注重精神﹖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是东方人人际关系稳固,故不须返求抽象精神方面援助,另一个原因是与信仰多神有关: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只事奉一位神祇者需要全神贯注,若事奉多神者注意力自然分散。

次一个问题是有何证据可以证明东方信众没有西方信众信仰力强,我想我们可以从双方如何对超自然信仰方面来探讨。东方人对其信仰之事物,从无传教的活动,而西方传教士可以说是走遍全世界。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传教士并非全然热心,而其中某些人更是另有目的,但是也无法否认的是数世纪以来西方无数卓越男女历尽艰苦誓言把福音传到世界每一角落,由此可以证明不畏艰辛困难传扬福音的西方人自然要比东方人信仰力强。

另一项可以证明西方人精神性较强的证据是在殉道的表现,因为在整个西方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为了夺取圣地或维持某一特定区域的宗教影响力而不惜诉诸战争,抛头颅洒热血。另一方面从苏联到英伦三岛,从地中海到新大陆也不乏宗教迫害的事实,而其中若干宗教迫害的事实并无关复杂的神学理论,大部分的迫害引动都是与只要回答一两个小问题或承认某些事实的存在即可免除杀戮之害,但是西方烈士宁死不屈。

东方教徒认为此种殉道精神毫无理性,因为东方人绝不会为其信仰从事抗争或以身殉道,一般错误的观念,总认为迫害是因为恶毒欺压善良而起,殊不知迫害行动能否成功需要至少两造当事人,一方是从事迫害的人,另一方是接受迫害的人,东方人由于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热中宗教,因此东方人不仅不会要求他人去遵守或排斥某些教条,而且有时为了免得麻烦也可以对自己的信仰打点折扣、予以妥协,并不以为错。事实上「妥协」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形容词,因为西方人认为接受妥协是不好的,然而东方人接受妥协的想法与西方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东方人对于宗教主要着眼于其实用性。因此东方人对于你的神、我的神、他的神或他们的神感觉上毫无分别,一切都要看哪一位神或哪些神对人群的服务更有效,所以宗教迫害问题对东方人而言是根本不存在的。

由于东方人缺乏对宗教精神的深切介入的现象,即使在基督教与回教大举来东方传教时也没有改变。事实上我们知道经过数世纪传教士的努力,至今东方基督教徒人数仍然很少。根据传教士的估计,在二次大战前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日本人口不到千分之一是基督徒。另外一项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东方基督徒尽管也受早期传教士不同门派的影响而有各种教会,但大体上彼此均能相容而自称为单一基督教徒,而忽视本身教派的分别。对于现代宗教功利态度的另一项最佳例证,以从西北大学一位中国学生申请奖学金表格上看出端倪,他在宗教栏上填:「目前没有,但是随时愿意成为卫理公会信徒。」

在本文相互比较找出结论之前,我们再来看一看政治活动中的观点和各种现象:精神主义不仅表现在宗教上,也强化人类的幻想,这一点我们在检视艺术与文学时已经论及。我们说西方的情绪与幻想在艺术文学上的表现浓度与广度要比东方作品强烈,这样强烈的情绪与幻想也丰富了西方政治哲学,而东方的政治哲学也就相形见绌了。我们先从西方思想家如柏拉图(Plato)、摩尔(Sir Thomas More)、傅立叶(La Fourrier)、圣西门(Claude Henri Saint-Simon)到马克思(Karl Marx)等人所创作出来的乌托邦世界谈起,而在东方这一类的思想家就很少,事实上日本与韩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哲学,唯一稍有成就的东方哲学还是起源于中国。

本人曾努力搜集,仅发现一则可以勉强称得上是乌托邦世界的中国哲学故事,这就是所谓的〈桃花源记〉,是公元365─427年陶渊明所著。在该文中陶氏指述武陵人在一偶然机遇中进入一洞穴,然后豁然开朗,见到一全新世界,男耕女织,歌声笑谈盈耳,鸡犬相闻,儿童嬉戏林间,武陵人并与村民交谈,始知他们避难于此已久,武陵人离去后曾邀友欲重访桃花源,但终不得其门而入。此一故事确系一乌托邦世界,但此一乌托邦并无太多幻想,一切生活方式与作者本身社会相似,惟一不同之处乃去掉社会上的摩擦与痛苦。反过来看西方乌托邦世界,则是现况的全部改写,强调未来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另一项更重要的事实,是在西方众多不同哲学家鼓吹不同的哲学思想,引发了很多不同政治活动。而在中国仅有儒家一家的政治思想流行,其实在中国与儒家同时并存的,当时尚有其它流派的法家讲究严刑峻法,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并成道,道即为宇宙根本,另外还有墨家,全心追求改进社会,但儒家思想在短时间内即定于一尊的地位,直到西方思想东进前无人敢于抗衡,其它诸子百家学说仅供学者讨论之用,但并不受重视。

儒家思想在中国、日本、韩国流行,因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与我们每天生活作息息息相关的理论,而不是超自然如幻想未来的理论,很能为情境中心的东方人接受。这种学说教育个人如何对待父母、手足、朋友、子女、君臣之礼及应尽之责任与义务。此种学说绝无半点革命思想。反之,东方人在未受到西方侵略之前根本不理解「革命」一词的意思,这并不足为奇。日本从有历史以来,就是维持着同一君主的朝代;中国与韩国则受不同的朝代统治:韩国朝代变化约近二十,而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叛乱,却没有革命。当一个朝代大多数人民生活艰苦难于过日子时,由于内在或外在冲突发生叛乱而导致朝代更替。最后叛党领袖相互兼并消灭而成立新朝代时,君主与臣民对于现有政府社会制度均能维持现状而并不期望作任何变更,唯一可做之事即自命明君,并相对减少过去朝代贪污之举。通常此种改朝换代之模式不断轮替,所以在十九世纪前,中国可以说根本没有着眼于政府社会彻底改革的政治领袖,在中国历史中曾经有两人试图进行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政策,但均未成功,而其它人根本不敢尝试。

三、一些应用

 

这种东西方生活方式差异的比较还可以扩大到其它许多层面,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我演讲开始前即提到的由于基本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双方差异。我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中曾对此种差异做了深入的探讨。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于今日世界情势有何实际帮助?立刻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东西方对于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方案态度不同的问题。我们听过无数次特别在美国国会中有人说美国无法用钱来买到国际友谊。相反的,美国人为此大把大把的花银子,常常在受援国内造成敌意和反感。若根据西方生活方式判断,这种情形可能是对的,因为西方人看重自力更生,如果个人力成功,很可能使万人景仰,但一个人失败落魄,则只有一己来承受。我记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参观一个家庭时,看到一则座右铭正足以说明这种情形:

你笑,整个地球与你同欢。

你哭,唯你独泣。

在西方生活圈中,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潦倒困顿时受友人协助,稍后好转时将可能对恩人怀恨在心,因为友人曾目睹他身陷困境的情形。对一个自力更生的人来说,没有比遭人看不起更难以忍受的了。而东方人正好相反,因持有情境相互依赖关系的世界观,对于接受父母、子女、亲友及其它的协助视为理所当然,而事业有成的人通常都是最有能力获得一切可能得到的协助而获益良多,因此当此人攀升事业巅峰后将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其它的人。所以东方人在穷困潦倒时接受他人协助不致影响个人自尊,而且成功之后更能公开对协助他的恩人表示感激。从这个情形来判断,本人愿意坦率建议,美国人担心大量外援东方会造成反感的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无意为此要求美国增加对亚洲的援助,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有另外的考虑,但是仅就维系友情而言,美援在东方将为美国赢得更多的友人将是无可置疑的。

从东西文化差异分析中,我们无法避免的获致一项结论,那就是基督教对今日世界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很多人谈到要拯救东方和西方免受共产主义吞噬,应该多派传教士办振兴活动,例如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就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分析,持这种想法的人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因为基督徒本身至今尚未免于教派、迫害及战争的威胁,因此期望基督教拯救世界无疑是缘木求鱼,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实在令人可笑。我们假设即使基督教过去历史的记录尚可,但根据我们的分析,要求基督教在亚洲扮演更大角色的期望也将会落空。因为我们的分析早已显示,希望大多数东方人像西方人一样变成热心的教徒的想法根本不切实际,因此同理希望东方人像西方人一样坚持对宗教教条的信守进行自身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改革运动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由西方传来东方,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行也可以说是完全西方的产物。今天最不切实际而又最受欢迎的说法,就是指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是东西方斗争最佳的写照。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根植于马克思教条,而马克思教条又与黑格尔学说密不可分。另外一个要点是:在实际运行上,共产主义是主张社会的绝对统治,这与希特勒时代的纳粹主义及墨索里尼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没有分别。因此,共产主义是西方进口的产物与基督教、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等西方文明毫无轩轾。从东方的观点看,它们中间有许多相似处:如服兵役、义务教育、共同货币制度、社会安全保险制度、国家管制的工商业及多项国有化的企业资源等。这些做法都不是东方文化历史所惯有,只能说是由西方流入东方的思潮。

我们前面说过,在西方文化进入东方之前,东方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革命,因为东方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带来针对当时社会生活型态通盘改组的意识,简言之,历史上东方人从未经历过共产党人或民主政治改革的体验。

东方哲学家或政治家在过去无数世纪以来只关心如何保持现状和维持社会安定。相对的,西方政治家与哲学家主要致力于对于未来社会更大、更好的改革与方向。只要认清这一点,即可知道今日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所致力于各项努力,与过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或西方代表百余年来的努力完全一致。比如说,要打破中国的家庭关系,中国必须工业化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这些都是西方的观点。另外西方也认为中国人必须发展国家意识,进行政治改革,更要破除祭祖、祭神、祭鬼的各种迷信传统。所以整体上来讲,东方人在程度上不能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热中去追求极权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过无论幸运与否,人类文化不是天生如此,如果中国人能发展成一套儒家思想及祭祀祖先的传统,则理论上中国人也可能被诱导成为基督徒、资本家、共产党或法斯西主义者,因为每一次社会的变迁,不管是经由内部动乱或外来侵略,多多少少都将人民的生活方式打乱,对于其它的人也必定产生影响,因此,在每一次这种社会变迁中,对于新成形的社会都会发生涟漪效应。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式的共产主义得以在东方立足,主要是受了西方传教士、商人、教育工作者、作家及军事入侵才逐渐成形,而今后共产党在东方(2)的崛起壮大,造成威胁,也不过是由于西方先驱者早先所扎下根基罢了。

前面的分析也许会使我们大多数忧心,但是从东西文化差异的分析中,也有若干使我们开心之处。那就是尽管入侵者采取激烈的手段,但是文化改变的速度还是很慢。比如英国没有使印度与缅甸文化停滞,就是对于若干非洲无文字的殖民地国家,也未达成完全英化。同样的情形在法属摩洛哥、突尼西亚、越南重演,即使日本用高压、洗脑、迫害等严密控制占领下的朝鲜长达五十年,结果战后韩国人仇视日本的情绪甚至比过去还激烈。

我们再从联军占领下的德国及美军控制下的日本来探讨,将更可以清楚我们的观点。比如说,战后为消除纳粹德国的努力曾动用了无数心理分析及社会学家意见的措施,不可谓不广泛,但是德国投降十年之后,客观的人士都可以肯定的看出,集权思想在德国并没有被根除,事实上欧洲历史仍有重演的危机。而在日本情势则更清楚,即使日本天皇神化地位已被褫夺,日本宪法并遭改写,神道主义已与政治分开,教育制度已全盘美国化,美日两国教师及专家扩大交流,在短时间之内日本基督徒人数也有增加的报告,甚至在日本国内已出现初期美国式的现代艺术,但时至今日到处出现重视日本文化的主张,佛教也再度开始*头。当日本基督徒首相鸠山当选后,即迫不及待的去伊势神社参加日本皇室太阳神祖先的祭祀典礼。当美国记者问及为何基督徒会去参加此种祭祀典礼,鸠山回答说:「这是日本的道统。」

对于这种情形也有人反驳,认为用民主或非共产党国家方式难以改变辖区内人民的生活方式,但是用最严密控制及高压政策的共产党似乎已改造了苏联人,并快速成功的将改变中国人。持这种说法的人相当被人接受,但是这种说法与真实情况仍相距甚远。举例说,有很多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美国名人讲过很多次,指出苏联共产党至少已将苏联妇女训练得更坚强。人人知道今日苏联妇女参与所有各式各样坚苦辛劳的体力工作,这些工作对于西欧妇女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苏联妇女比西欧妇女做更粗重工作并非始于共产党革命。记得作者在1926年至1929年住在东北哈尔滨市的时候,市区内一半是华人,一半是苏俄人,而这些俄人都是在苏联1917年革命后逃离苏联的所谓白俄难民。我发现白俄难民中的妇女赶马车、搬运家具、担任巴士收票员或背负重物,所以苏联妇女一向要比其它西方妇女更能吃苦。近代有关苏联的研究人员在不断仔细检视苏联人行为之后,益发发现苏联人的基本天性(见1949年伦敦出版高尔与里曼合着的《大苏俄人民》[G.Gorer and J. Rickman, 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连苏俄政权最流行的告密习惯,也是苏俄沙皇时代流传下来的老习惯,叫做「沙皇谕旨」。据说:老的用法是,如果在街上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称他违反沙皇谕旨,则街上弓箭手可以立即将该人逮捕,因为凡是违反沙皇谕旨的人都是犯了叛国欺君的重罪(见1924年伦敦出版哈里逊及米瑞里合译的《十七世纪苏联人阿瓦孔自传》[Jane Harrison and Hope Mirrlees, tr., The Life of the Archpriest Avaakum by Himself])。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许无法将苏联的全貌呈现出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可轻易接受一切非科学的证据,认为在共产主义或任何压力政权之下民族文化会快速改变的想法。在中国,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全盘的文化改变是非常缓慢的。我们经常忽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整整三个世代中已经在中国的洋学堂,或是到日本或西洋留学,而英文在过去一百年来已成为第二语言,而欧洲历史、地理、科学等学科早从小学起都已上过,因此当共产党政权开始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表面上接受西式的共产主义,正如过去他们接受西式的基督教或民主教育那种文化心理。可是当初西式教育家对于最后共产主义的进入中国却是始料未及的。共党宣传将某些样板好处传遍世界,这种情形与早期三十年代访问过中国的人,对于国民政府或传教士主持的若干教育、经济、文学或政治模范机构觉得印象深刻一样。其实这些表面上的改变,绝非主持人或参观者想象中的那样深刻,而这种情形与共党中国不管他们如何致力全盘改革,事实上中国固有文化是无法在一夜之间澈底消除的情形是一样的。共党中国可能比过去任何时代改变的都多,但是这种改变究竟有多深多广,仍有待我们继续观察。

从东西文化差异的分析也可以增加对今日世局了解的实用性。比如说:中国共产党虽与苏联关系密切,但是中国共产党接收共存的观念要比苏联或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更强。因为东方的人生观永远是抱持相对性,也就是一方面求生,另一方面也可以赖活。西方文化方式则是白中求白,黑中求黑的,不是全有就是全无,善与恶进行无休止不妥协的斗争,善者在除恶未尽前绝不休止,而恶者在善者未全部肃清前也不停止活动。从这些考虑中,似乎可以看出今日世界的纷争其实就是西方内部的斗争,这与汤恩比(Arnold Toynbee)早先说过的一句话(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西方的内战)很相似。所以今日的世界情势,是又可能面临一次西方的可能内战,届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将被迫加入。

四、展望未来

分析问题比拿出办法来解决问题较容易的多。但是如何能对症下药,首先必须有正确的诊断才行。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知道今天世局的紧张主要是西方内部的产物,而不是东西方的对立,所以任何有效改善良方,必须从对东方文化模式的了解中找出西方文化模式必须修正调整的地方。整体上来讲,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真髓是个人主义与自力更生。这种独立理念不仅在人类政治、工艺、艺术、音乐发展中创造了伟大的成就,更开拓了人类活动空间和精神领域。但是过分强调这些光辉成就也正足以凸显个人主义与自力更生阴暗面的缺点。因为为了追求这些理想,使人与人之间缺乏永久性关系的建立,每个人都必须随时随地强迫自己进行永无休止的竞争,以确定个人的存在及生命的目的。这种竞争造成两极现象:一是追求物质享受,另一是崇尚灵性追求。因为追求物质享受,个人穷毕生能力创造工具征服世界以期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创造本身不是一个结果,因此创造在生活中许多层面中来讲坏处多过好处,因为人类以物质追求创造作为终极目标的话,迟早人类本身将发生衡突。以征服自然环境为目的的创造动力,无法避免的会在同一社会或其它社会中对阻止其创造动力发展的个人或团体予以制裁。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在某些方面的坏处多于优点的地方则更容易看出。

比如家庭主妇在做丈夫与子女有关的每天固定工作时,究竟能变多少花样﹖一个铁路工人或巴士收票员在每天固定行车时刻表及安全准则的要求上,又能怎么样的别出心裁﹖开车的人在有路标速率限制的公路上行走,要想特立独行恐怕也很难。也许有人说,我这样举例是故意言过其实,不合道理,但是要知道当我们谈创意时,其主要的特征就是与众不同,不追随传统,不牵就既得利益派。我个人认为,想独创或故意偏离正道的创造力,正是造成今日许多婚姻不愉快与车祸事端增加的根源。坚持绝不妥协的追求灵性,要达到至高无上的纯洁境地,使这追求本身出现了两大瑕疵。因为生命成长的过程是复杂的,是绝不可能单纯的,我们身体成长需要吸取各式各样食物中的营养素,我们要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要先从男人和女人结合、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然后与家庭成员互动中培养出天伦之乐,试想如果所有父母坚持要子女保持纯洁,而所有子女坚持父母保持纯洁,那我们将没有子女、没有父母,而迟早整个人类的基本人际关系都将遭到摧毁。科学的发展与文明的崛起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与观念相互刺激才产生的。

另一项瑕疵是在追求灵性的纯洁时,其实是追求一个无法预知的境界,试想一个由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产生的人类,为何能够明了何者为最圣洁的神祇。就是因为人们无法与真神交通,所以只好仰赖现代或古代人类自己的说法去承认或否认神的存在,于是无法避免的,神学老师相互攻讦否定对方的神祗或真理,有时只为了与人竞争,而竞争理由并不局限于神学方面的问题,甚至与神学毫无关连的问题,都可以予以分化打击迫害而绝不留情。为了不断追求灵性的纯洁,很少不演变成神秘主义或暴力行为。神秘主义是把教条当作圣洁的代表,结果为了执行教条或只为了遵守仪式程序,而不得不使用专制暴力迫害的方式。

从上面的分析显示,个人主义的竞争性所衍生出来的两个方向似乎有点自我矛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为了达到既有的教条,最真纯的宗教也开始倾向于物质主义。今日西方最主要的宗教──基督教──已发展出一套无可置疑的趋势,那就是教会经费愈来愈庞大,建筑物愈来愈宏伟,教会宣传活动也愈来愈广泛,甚至教会俱乐部也愈来愈多,在给人一种扩大为上帝服务的证明。

本章最后一点是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个人主义在追求更大的物质享受或追求最纯洁的灵性时,真正的个人反而被人遗忘或仅只是谈谈而已。物质主义者用锦衣玉食、贪图享受来强调个人的成功,精神主义者则以个人的灵魂获得拯救为满足,不过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对于为什么争取荣华富贵或拯救灵魂时必须接受战争的迫害、使个人遭到牺牲的问题,却没有解释。极端的东方人士也许在此时会主张西方应全盘学习东方。如果真有这种主张,结果一定失败,因为这与我们已经用科学方法验证过的文化模式互相违背。西方文化不可能转化为东方模式,一如东方文化无法变成西方模式一样。此外,东方文化本身不是没有缺点的,事实上东方文化的缺点还是为数不少。所以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模式中的民族应相互学习,改进自己的缺点,吸取他人的长处。我们分析指出,东方生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在人际关系上,而西方生活方式最大缺点就是个人与其它人群之间缺少永久性的联系,因为每个人都不能离群独居,形体上更需要群居而生存,而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想要在人群社会中争取到自己适当的地位。根据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方式,人类对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也就是本人认为导致今日紧张情势的主因。如果这项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话,个人因缺乏与其它人际关系的永久联系,而不断追求极度的物质主义或精神主义所衍生的许多问题,当然不可能在获得高度物质享受或达到强烈属灵生活后解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西方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成果调和、归纳,重组我们的人际关系,以纾解日增的个人危机感,及不断扩张竞争所形成的战争及更大危机感的恶性循环﹖

如何在西方将我们人际关系予以重新组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完的,举例说:西方可以先从稳定家庭做起,要求家庭成员不要过度强调责任与义务以达到个人的享受与需要。如果做到这一点,即可使新生一代的早期环境稳定,但是如何执行这项方案,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一点必须要认清的是,目前花在军备与教会的经费动辄十亿百亿,但是要其中九牛一毛的金额来解决我们今日面临的问题却付诸阙如。幸好我们文化趋势的钟摆似乎有逐渐摆回正轨的方向。至少目前一些社会科学家、社会工作者、老师及教会领袖已经意识到今日世界的问题并开始寻找答案,并不只是一味的要求增加生产,增派传教士或举办福音振兴大会等活动。我们应全力协助摆向正途的钟摆不要再走错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