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一个标准来看，美国的成就记录都十分杰出，所有国民都会因此而感到骄傲。我们（美国）政府的稳定性可以承受得住总统暗杀时间。美国国家政权的转移是周期性地根据选票，而不是根据暴力来达成。
我们展现了将科学研究成果转移至工程技术的卓越，其中包括商业和工商管理的技术。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及时美国之声百分之七的土地是农业用地，仍然能够充分地自给自足，并且还能够提供或出售大量食物给世界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地区人民。美国的超级市场和连锁加盟店，例如麦当劳，已经扩展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如果没有美国参展，西方联军将不可能在那两次有可能会使人类转变未野蛮社会的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当美国人民罢免一位失职总统的时候，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获得最高展现。与来自其他社会的同类产品比起来，美国的电影和音乐未地球上更多的人提供了娱乐。生产线的想法虽然最早是使用在数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但却是美国人将它运用在大量的生产过程中，使得美国工业在二十世纪取得领导地位。
美国的名人录也相当可观，他们的贡献增进了全人类的福祉：富兰克林、艾默生、贝尔、福特、沙克、杜威、奥本海默，这些名字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到1980年为止，诺贝尔奖一共颁出467个奖。其中156个，1/3颁给了美国人。虽然许多拥有这项荣誉的美国得奖者是在其他国家出生和成长，但这起步正好显示出美国社会的开放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可能让一个像基辛格这样的外地人当上国务卿的职位？
美国人对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热爱无以伦比。其他社会里的人，不会消耗如此高度的关注和努力在个人身上，包括残障的人。公共建设中为乘坐轮椅者所设置的特殊坡道、给麻痹患者使用的精心设计和受过训练的猴子、给盲人用的导盲犬等，这些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能够自豪于我们社会的慈善事业和科学基础。
人们会没有意外的一再听到有关美国之梦的种种，但却从未听说过中国之梦，日本之梦，甚或英国之梦。
不过，我们美国也有从任何一个尺度来看都难以自豪的另外一面，它经常会使我们想要否认或不予理会，例如一些少数人所做的事情：越轨、病态心里及惯性犯罪。类似一下的标题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上：“少年劫匪毁了穷人家庭的圣诞节”、“外交官被殴打抢劫”、“32随男子被控强暴母亲”、“14随男孩因杀害令人被拘留”。哥伦比亚广播网“六十分钟”节目中有一段提到，1980年洛杉矶的谋杀案有四分之一是由儿童所犯。播报员爱迪。布莱德雷说，每一个接受他和哥伦比亚广播网助理访问的警官都告诉他们，儿童犯罪比成年人更加恶毒和不可预测。
在这些案子里，恶性重大的程度比一般所想象的还要令人吃惊。“青年人将生命耗费在肉欲和性的暴力中”，“一名24岁妇女在第二街开启她的车门时被四名在16-18岁之间的年轻人持枪绑架，她被劫持了四个小时，遭到凌辱、抢劫，并被踢出车外，接着这些年轻的攻击者朝她开了两枪，然后开着它的车子碾过她扬长而去。”（《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7月14日）“官方考虑……是否要起诉一名九岁男孩，警方说这名男孩超它的六岁玩伴心脏开枪，然后将垂死的小孩拖到外面，丢弃在楼梯间”（《西奥克兰论坛报》1980年8月15日）。
但是暴力犯罪并不局限在任何年龄、社会经济阶层、种族或族群；女性犯这类罪行的比例和男人一样。最近旧金山纪事报以游乐场职工被女人殴打这样的标题报道了一个事件。一名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九十二岁老兵不仅被两名女子抢劫，还被狠狠K了一顿。
最不可思议的一件案子，是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所犯下的抢案。警方说，丹尼。史泰能坐着轮椅，从他将穿过两条街闯进自由港湾站，向着受惊吓的管理员举起0.22口径手枪，并要求交出钱来。待皮甲塞满大约两百块钱按后，他才回转轮椅离开。（《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12月10日）
每一项报道都显示，暴力犯罪已经蔓延美国全国，而且持续在增加中。1970年的记录，每10万人中有363.5个暴力罪犯的案例报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0年10月27日）。1980年上半年，这项数字调升到535.5.犯案手法的变化和多样性十分骇人听闻，从大屠杀到食人者都有（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1981年5月29日的报道，埃德蒙杀了八名妇女，肢解她们，并持吃下其中一些受害者的肉）。
家庭成员也容易彼此伤害。各种评估数字告诉我们，每年大约有200万到400万严重虐待儿童事件发生。中老年的虐待也已经达到“瘟疫的水准”。平均每年有将近250万件蓄意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根据1981年12月旧金山市家庭服务局的一份通讯）。有些官方单位也曾描述，殴打及虐待妻子的发生率也像传染病一样。
我们某些公立学校也已经变成真正的丛林。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月的五个月之间，加州的学校里共有22961人沦为暴力的受害者，其中912件案子设计武器的使用。这些案件的数字显示最大一群受迫害者是学生（19315），其次是教师（1783）（《旧金山调查报》1981年8月5日）。
许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最关切的事，这部分甚至高出对物价上涨的恐惧。美国新闻于世界报道杂志的一篇撰文就以“恐惧正在街上蔓延”为标题。
我们社会中的暴力现象，是一种随着日益扩大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而产生的新现象么？答案似乎并不是肯定的。
1977年8月12日芝加哥太阳时报出现两篇报道。第一篇是关于在德州发生的一种新手法的谋杀案，涉案的两名十几岁男孩共称“以5至200元的代价，为一名名叫科尔的33岁男人，诱引其他男孩来，供其凌虐、强迫进行同性恋性行为，并杀害他们。”其中一位男孩坦诚协助某些杀害行为，后来并将科尔射杀。
同一份报纸的另一篇报道是关于十九世纪的事件，标题为：“也算大屠杀记录？让1896年此地的47条人命告诉你”。“上周在德州发现的大型谋杀案，并不会掩盖掉1896年芝加哥的惨案记录，当时荷门。韦伯斯特。马杰特坦诚杀了47个人……，马杰特在1892年建造了一座后来称为杀手堡的著名建筑……，二楼是一个房间无门或门内无房间的迷宫，那里有三十间没有窗户、密闭且装有瓦斯管的卧房，何姆斯可从他的房间以气阀加以控制……，从这些房间到地下室，有一条坡道供何姆斯运送窒息的受害者。地下室有解剖台和全套手术用具，以及一座嵌在墙里的焚化炉，和三只装了酸液和生石灰的大桶浸血的绳索、染血的衣物和肢刑架……何姆斯被吊死时年35岁。”
我国（美国）的艺术、科技、政治成就与我们社会中的暴力现象有什么关系？我希望读者能在以下各篇中了解到，成就和暴力事实上是源于一个共同的分母：即彻底的个人主义。
回想一下化学里的一个简单的事实，H2O是我们喝的水，但是H2SO4是一种强酸，假如直接接触到会严重伤害我们的身体。虽然两种化合物包含某些共同元素，彼此却完全不同，表现出根本相异的性质。与此类似，彻底的个人主义和科学或艺术结合的结果，与个人主义和挫折、愤怒、贪婪、欲望等结合的结果十分不相同。
想要了解成就和暴力间的关联，第一步应认清所有的创新都是一种叛逆的形式，一种对于常态的偏离。我们将社会所支持的叛逆称为创新，而将社会所不支持的创新称为叛逆。不论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否尊重既定的规则，当他的倾向愈极端，在朝向目标前进时就愈有创造力。而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也就比较不关心他/她的成功是不是靠牺牲别人而达成。事实上，正如马科比在他的the gamesman书中巧妙表述的，现代法人事业倾向于将成员组成一只求胜队伍，“切牌然后赌下去”，为此甚至不惜单方面强调人的野心，而不顾人类其他原有的情感。为了成功，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在“迈向”他的目标时，将所有其他人都当作“东西”，假如他们阻挡了他的去路，就会被处置、压迫或去除。
曾经担任洛克福学院校长的约翰。霍华，在他为波士顿大学前香樟丹尼尔。马许的书《世代的接续》所写的序中谈到：
“我们所居住的社会正裂开许多伤口。近几年来公众行为趋势的投射，表现出一个人人为己、有势力才有权利的国家共同体恐怖幽灵……聪明而敏锐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观察到：唯有在人民的行为习惯能够配合的情况下，一种政府的形式才能运作。”
我认为美国尽管已有巨大的成就，但美国人正趋向于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籍着扩大我们社会中反社会的一面，使得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愈来愈难运作，这种情形或许与我们的成就有连带关系。
霍华和马许对于美国社会趋势的诊断虽然正确，但是他们企图提醒美国人记取祖先的开国精神以改变社会的趋势，这种做法却是一种错误。今天的美国人所扩大发展的正是当年同样驱动他们祖先的个人主义。当代商业、工业和政府部门极速变迁所引发的需求，已经将许多美国人塑造成威廉。怀特所谓的组织人。但是在心理学的层次，彻底个人主义仍然十分活跃。这就是为什么马科比在其书中所描述的组织人员，即使成功了仍然不快乐而且不满足。我们的社会将继续产生更多的天才和明星，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赢得优势，但是这个社会也将无情地孕育出更多的失序和犯罪，他们反社会的创造力将达到令人忧心的程度。
在大众的观念中，犯罪者和社会所称颂或风靡的行为之间已经没有清楚的界线。这种情形生动地表现在下面这个事例中。奥斯华的母亲在她儿子被杀之后，籍着出售他的遗物和照片以及提及奥斯华的故事，还有定期授权制造奥斯华纪念品等，获得了一笔财富。在一个纪念文镇上刻着：“我的儿子，奥斯华，即使在他死后，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仍胜于那些活着的人”，这个文镇标价250美金。当一位顾客抱怨太贵时，奥斯华太太叫道：“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李。哈维。奥斯华”（依据《新闻周刊》1967年12月4日的报道）。
“美国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坐困愁城的国家”（《美国新闻于世界报道》1980年10月27日）。人们不敢在晚上到公园或运动场去。这和我们早期的祖先不同。我们有能力防御野兽的攻击，但却非常害怕我们自己的同类。面对日益高涨的暴力现象，美国人的整体反应是“该如何保卫自己”。
许多报纸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例如标题为“这个城市最危险的几条街”的一篇报道，指出旧金山最容易被打劫和最不容易被打劫的区域（《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10月19日）。另一篇报道“两名劫匪的自白”，详实提供了已遭判刑的劫匪提尼。汀。希姆和李特。约翰。乔治犯案的细节。他们两个人都说“受害者只能怪自己”，他们劝告读者“不要携带超过50-100元的现金、不要穿着花哨的衣服或珠宝、在白天出去工作、避免财产露白”（《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10月19日）。同报另一篇文章的标题为“谁容易被谋杀”（1981年12月15日），根据旧金山警局提供的1981年1月至11月份的报告，该文作者告诉我们，受害几率最高的是“年龄在21到30岁之间的男性白人”，而且“许多谋杀都发生在 盲目约会及牵涉到嫖妓、卖淫和吸毒等活动”。最后，《旧金山纪事报》的生活版出现了一份“个人安全实用手册”（1981年12月30日）。它的基本观点是：“在公共场所避免遭受攻击的最好办法，是以某种方式将你自己表现得不好惹……显示出你是一个有分量、不会轻易受侮的人……同时谨记：容易被掌握行踪就容易受伤害……为了这个原因，试着让你的日常行为和特殊活动变得难以掌握……拥有许多嗜好……比较有保障。举例来说，晚上要坐进车子以前先检查后座……”这份手册接着分成四个部分来提示重点：“如何在巴士和火车上避免危险”、“自我保护的工具”、“上街安全须知”以及“道路警戒”。
我们的政治家和官方，对于解决暴力问题有没有什么构想？最近的一个努力成果是由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创设暴力犯罪特别委员会，由前任司法部长葛瑞芬。贝尔和伊利诺州州长詹姆士。汤普生担任联合主席。到1981年6月为止，它已经在华盛顿、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召开公听会。它的建议有哪些呢？“协助将废除的军事基地转移给州政府，以抒解监狱拥挤问题：加强追捕42000名暴力通缉犯；要求陆军协助打击毒贩；以及谕令地方警察进驻有暴力倾向的公立学校“（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6月15日）。
虽然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最后建议案还未知，某些公开的谈话已经透露了未来的想法。汤普生州长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1981年8月16日）访问时提到三点：（1）强硬对抗犯罪；（2）由联邦政府协助各州建立更多监狱；（3）从贩毒这个根本原因着手。几个月后，司法部长史密斯在国家记者协会发布了雷根总统关于联邦打击犯罪的想法（《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10月23日）。综合起来，主要的想法如下：（1）枪支使用条例；（2）受害者赔偿；（3）宪法上有效的死刑；（4）允许法官拒绝让予“释放后会有明显危害”的嫌犯保释。
加州的“犯罪控制于暴力防范”二十二人委员会是一个和联邦特别委员会类似的机构，他们在1982年1月间完成了为期两年的犯罪原因探讨，提出一份相当长的清单指出常见的犯罪根源，例如虐待儿童、破碎家庭、种族仇视，但最后增加了一项新的正面因素：“温和的成长北京：一个正面的成长背景——温和、充满爱心且家庭圆满的成长经验——有助于儿童的健全发展”并较少有暴力行为（《旧金山纪事报》1982年1月28日）。
我们对于暴力所做的努力，和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对饥荒、瘟疫、贪污和苦难所做的努力，两者之间有着令人好奇的平行关系。中国人所熟知的许多起义反抗事件，每一次起义成功，领导者就自己即位成为新朝代的新皇帝，并且像前朝皇帝一样地实行通知。他并没有提出新的意识型态，也没有将官僚系统或社会经济阶梯重组，没有提出新的诱因，也很少将司法、行政、立法的程序加以改变。过去中国的监狱就好像是地域一样，但是中国人从未进行狱政改革。中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如果你觉得不好，就不要犯罪下狱”。另外，中国妇女缠足已经超过一千年，但是从未有领导者提议将她们的母姊于妻女从这种惨无人道的习俗中解放出来。同样的，许多中国人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生为女人”。也许美国人读者会觉得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可笑，但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以下的说法也许同样地有点奇怪，但我必须说，相对于美国人对待技术和科学的态度，美国人对待暴力犯罪的态度，和中国式的改革有相同的特色。旧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取代。老的学者退休后，继续在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新的职位。但是他们所主张的仍然是那一套。由于不愿触碰美国人的“圣牛”，（译注：圣牛是印度文化中的重要象征，与印度人的生计、宗教、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因此印度人禁止屠杀牛，作者以此比喻个人主义对美国人的重要。）他们仍旧只探讨表面现象，把监狱、警察、没有实效的警报和监视设备、特别授权、警笛、枪，以及对于危险情景的避免等，看作是仅有的答案。
彻底的个人主义不只和我们的暴力问题有关。如本书几章将要指出的，它也可能是让我们了解许多其他事情的关键，包括美国人对宗教、精神病学、艺术、文学和性的态度，以及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反应，例如日本人的工业化为什么那么成功。
现在难道不是我们（美国）以革命性的看法来重新检视我们的圣牛，并重新思考彻底个人主义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