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到泰国的普吉岛旅游，给人的感觉似乎不是到了外国，而是到了中国的北戴河或三亚：到处是中国人，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大批中国人到海外旅游，是中国实力提高的最生动说明。当年日本经济形势好，日元升值，大批日本人涌向世界各地旅游，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中国人取代日本人拥至世界各旅游景点，而且，人数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
大批中国人的到来，自然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兴旺，但同时，中国游客的行为举止也受到热议。其中，最受非议的，是中国人的喧哗。中国以外的游客以及当地的泰人，对这一点多有抱怨。从泰国回来，看到一则报道，说泰国旅游局政策和规划部门公布影响泰国旅游快速发展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相当多的人（26.3%）认为，中国观光团爱喧哗，吵闹，给景点其它游客造成困扰。
作为一名刚游泰国归来的中国人，这个调查所说的那些吵闹的中国游客群中，可能就有我。看到这个调查结果，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我对我们中国人这种行为背后的原理进行了一番分析。
说中国人爱喧哗，含义有二:一是说话声音大，二是说话多。
先说中国人说话声音大的问题。的确，在旅游中，听到有人大嗓门讲话，大多是亲切的“乡音”：不是铿锵有力的粤语，就是抑扬顿挫的川音，要么就是字正腔圆的京腔等。你不禁会自问：中国人说话咋就这么大的嗓门呢？有人解释说，是因为中国人太多，大家都高嗓门说话，你也必须提高嗓门。这种情况，到餐馆用餐，或在火车站、医院门诊大厅等场所，会有体验。在中国饭店或者餐厅，一桌子人坐在一起，通常是热火朝天，说话一个比一个分贝高。在这样的地方，想不大嗓门也难。但这个解释有说不过去的地方：为什么人多就必须大声说话呢？人多，密度大，小声说话才是啊。再说，餐馆和火车站毕竟不是经常呆的地方，人更常呆的地方是家庭和工作场所。所以，我的解释是，说话声音大，原因不是因为人多，而是相反，与人们常年生活的空旷环境有关。中国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大家干活都是在野外，空间很大，与人之隔着距离，说话必须大声，若是遇到风、雨等天气，说话更要大声。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草原上的歌为什么都那么嘹亮、高亢？因为草原太辽阔，唱歌、与人打招呼，或吆喝牛羊群，都必须大嗓门。几乎所有的山歌也都是扯着喉咙喊出来的，因为山里空旷，人少。而现代人生活在都市，人口密度大，室内活动多，人们怕环境嘈杂。如果大嗓门说话，就增加了一种扰人的噪音，所以，说话轻声细气，便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修养。中国都市化的历史毕竟还很短，人们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习惯了大嗓门说话，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还不太适应都市文明。外出旅游者，有的就是从农村来的，可能因为拆迁什么的，口袋里刚有了很多钱，或刚住到城里，成了城市户口，出国旅游了，但说话的嗓门还是在田里干活时的。有的人可能是牧羊养牛富裕了，出国旅游，可招呼人的时候，还是跟喊牛羊群一样。
如果我的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中国人说话嗓门高，就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随着都市生活的普及，人们越来越欣赏和声细气的说话方式。在都市生活久了，若再像吆喝羊群一样与人打招呼，别人会嘲笑，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也许若干年后中国人说话的声音平均会低几个分贝。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说话多。一个直观的解释是：中国游客太多了，人多自然嘈杂。但这个解释跟前面的那个解释一样，也站不住脚：只要人们不说那么多话，人多，也可以很安静。我们知道，语言主要用是来交流沟通的，说话多，显然是沟通交流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需要交流沟通呢？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下面是我观察的中国游客的几个情境。
刚上飞机：愿意和一个单位的、认识的人、好朋友坐在一起。旅游团上了飞机，就有一番动静比较大的调整座位活动。这个过程，需要说很多话。大家都是替圈子中的他人着想，而在圈子外的人——飞机上其他乘客——看来，就显得吵闹；
旅馆用餐：早上从旅馆房间来到餐厅，看到老张在用餐：“哎，老张，昨天晚上你没有来,我们打扑克打到一点多。”声音洪亮，感情真挚。他忘了是在国外的旅馆，忘了身边有圈子外的人在安静用餐。旁边的人听到这些，侧目而视；
餐馆吃饭：坐下吃饭，也要有一番推让：“来来，您坐在这个位置。”“不啦不啦，我坐在这里就可以。别再让了。”然后是争着把好吃的让给别人，一番劝菜劝酒，又是一番吵嚷。付款的时候争，大家会争着着付，也是替对方着想，唯恐落后，甚至发展到推推搡搡的地步，这在外面的人看了，好像在打架。据说，在美国，有美国人见状报警的；
排队登机：忽然看到同一个团队的老李来了，连忙高声招呼，“老李，来,排在我前面吧。”他替老李想了，却没有替站在他身后的“圈子”外的人着想。外人自然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守规矩；
商店购物：中国人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也喜欢攀比。“咦，小李，这个东西多少钱？”“才500个泰珠，真值得了。”“在哪里卖？我也要买一件。”“就在里面的那个柜台，快去买吧，许多人都买了。”
原来，中国人说话多，是因为大家彼此熟悉，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沟通频率高。
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把中国人的这种行为看作是我们的“基本人际状态”造成的。
心理文化学有一个概念，叫“基本人际状态”，指的是“人的存在系统”。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不是“个人”，而是“伦人”，中国社会是伦人社会。伦人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个体生活在一个由近亲、好友组成的圈子中，个人心理上的满足和安全感的获得，主要来自与这个圈子中人的互动。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不是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体，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团一团的。在这样的集团中，人与人的关系，像水中的波纹，一圈一圈的，最内是亲人圈，向外是熟人圈，最外一层是生人圈。每个圈子实行不同的规则，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有本质的区别。亲密圈子内，人与人高频度互动。中国人是讲礼让的，但遵循的不是某种普遍规则，譬如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等，而是根据“圈子”：对自己圈子内的人礼让，而对圈子外的陌生人则不需要礼让。在公交车上通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与陌生人争抢座位，而争来的座位，却在“圈子”的人中推来让去。
中国人出来旅游，也不是以“个体”方式，而是带着“圈子”的。比如，大多数旅游团，都是相互认识、熟悉的人，有的是老同学、好友一起出游，有的则是一个单位的。大家一路有说有笑，热热闹闹，无意中把在家中的拉家常、在单位的聊天带到了旅游团，播撒到异国他乡。即使出发时不是团队，也会很快结成关系亲密的小团体。因为关系亲密，自然就有许多话要说。这在集团外的人看来，就显得吵闹。你或许有这样的经验：一个旅游团如果只有一个是外面的人，这个人一般就是单独行动，一般也很少说话。
中国人特别鄙视自言自语，内心有了烦恼，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跪在神或神父前，念念叨叨地诉说自己内心秘密，而是在亲人好友中聊天，诉说。说话多，可能仅仅是为了克服和逃避沉默。中国人不擅于独处，惧怕那种“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孤独感觉，所以，在中国人语境中，“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孤家寡人”等都是很悲惨的。在公园，常看到三五成群的散步者，边走边聊。跳舞的老太太，也都是一帮一帮的，很少看到一个人跳舞。有时看到单个散步的，也必抱一个声音放得很大的收音机，不让耳朵闲着。喜欢热闹、害怕孤独，似已演变成中国人的一种心性。
这一心性自然也会体现到在国外的行为上：旅游，不就是玩吗？大家热热闹闹，不亦乐乎。于是，旅游成了熟人、朋友、同事的交流会，成了家庭、单位活动的延伸。有时候，这种交流甚至影响了与陌生人的结交和对陌生环境的观察（其实这才是旅游的真正目的）
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中国人的吵闹，就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种群特性的问题。有的动物喜欢群居，有的动物喜欢独居（如狮子、老虎）。同样是猴子，猕猴喜群居，性活泼，眼睛猴则多独栖，性静。喜群居的动物必有更多的交流沟通。“伦人”这种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人的一个“亚种”，喜欢热闹乃是这个种群的习性。其实，喜欢沟通不是什么坏事，圈子内的高密度互动，高强度沟通，带来的好处是人不会孤独，不会自闭，不会得抑郁症，这在人变得越来越孤独的世界，未尝不是好事。但也有缺点：不善独处，不会享受孤独，彼此沟通停留在较肤浅的水平，忽视心灵深层的探究，个体较不独立，行为容易受他人的影响。而且，不分场合的高密度沟通交流，在圈子外的人看来，自然就是喜欢吵闹，没有修养了。
随着大量中国人出境游，中国人的在海外的行为受到重视。为此，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了文明旅游公约，内容有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等。最近又听说要把“文明旅游”写入旅游合同附件。为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游文明素质，文化和旅游部明确要求，导游和领队负责监督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境外旅游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追究领队和旅行社责任。
既然中国人的伦人主义行为方式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种群的生活习性问题，那么，中国人的喧哗可能就不仅仅是一纸公约能解决的问题，这种习性也不可能通过宣传像“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那样的做法而改变。既然如此，改变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即今后主要以个人、家庭的形式出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但问题是，人们旅游，不可能都是以家庭或个人形式，必有相当一部人通过组团的形式，而中国人只要组成团，即使原来是陌生人，关系也会很快热络起来，大嗓门说话多起来。因此，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外出旅游，就是在平时，要提醒人们适当淡化“圈子”，多考虑一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多考虑“圈子”外陌生人的感受。从理论上说，若把所有人都看成等距离的，人就不会有这种特别吵闹的情况。当我们不再对外集团、内集团的区分那么敏感、不再根据远近亲疏而是趋于用同样的规则看待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公德心或许便会增长，中国游客的行为举止或许会平和安静下来。到了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成为受欢迎的游客时，我们才能说，中国人不仅富裕了，而且也受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