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因为不仅不同的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也有变化。但这并非说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没有共同的特征可以概括。文化传统的积淀、两国交往历史上的经验、实力对比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的国民产生某种共同的影响并使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对他国的看法带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本文拟揭示儒家的战略文化、古代以及现代中国对日认识之间的共同联系。

一、儒家战略文化的若干理念

传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受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受儒家的“战略文化”即儒家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的影响。

儒家思想所体现的传统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建立在以“仁”、“礼”、“和”几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理念上的。这里试作分析。

“仁” 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仁”不仅指个人修养的一种至高境界，同时也是儒家对理想的国家和世界秩序及其建立途径的设计。儒家把个人道德的完善、家庭的和睦、国家的治理以及理想世界秩序的建立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被宋代大儒朱子表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国家统治应当是“仁政”，世界（“天下”）是国家的自然延伸，如果国家通过道德领导实现了“仁”，就自然会带来对外关系上的“仁”，从而导致“仁”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那么，“仁”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呢？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由此可知理想的世界秩序应是建立在个人修养（“克己”）基础上的、充满人间之爱的秩序。不仅理想的世界秩序应充满爱，而且建立这种秩序的手段亦应是“仁”的，即不应采用强迫、暴力之手段。孔子在谈到关于如何做到“仁”时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笔者认为仅仅从个人修养途径上来理解这句著名的话是不够的，它还有“建立世界秩序的途径”层面的含义，即“仁”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主要应靠每个国家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力。一个国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家，强制他国归属自己是不“仁”之举。显然，这层含义与个人修养层面上的含义是一致的。显然，这是一种平和的对外态度，对于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不是通过武力去征服他们，也不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强调其“自我教化”。同时这也是一种消极、放任的态度，因为由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靠自身力量归“仁”，意味着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放任“野蛮人”保持“野蛮状态”，以至于有时候不得不承受遭蛮族打击（例如历史上中原文化就屡遭北方游牧民族的破坏）的后果。笔者认为从建立理想世界秩序的层面理解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这种思想与儒家一贯把“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乃至理想世界秩序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相一致。第二，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基本思想相一致。第三，与传统中国多数时期内对周边地区的基本态度相吻合。

“礼”是儒家战略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理念。“礼”的主要内容大体可表述为：视天下为一同心圆等级结构，同心圆的中心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或国家（多数情况下可理解为中国或“中原文化”），其他地区以与中心地区在地理上的远近以及接受来自这一中心的文化的辐射程度（这一点更为重要）来分出等级，中央王朝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一种“朝贡关系”。

应当说“礼”的理念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特点，因为该体制断言，世界国家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中国古代将中原周边地区的人称为蛮、戎、狄、羌、貊、闽、夷等，[1]这些名称用字多从虫或从兽，的确反映了古代中国人蔑视周边群体的“大中华思想”。但人们对以“礼”为核心的“大中华思想”存在一些误解。这里需要指出“礼”的一些特点。

第一， 产生这种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的认知是有其历史条件的。“礼”理念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长期处在一个文明圈的核心，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并对其具有巨大的文化魅力。

第二，“礼”的秩序的划分，主要不是依据人种的优劣而是依据文化程度的高低。根据这种理念，四周虽不开化但并不邪恶，虽为野蛮之地但他们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劣等人种，而仅仅是因为其文明程度尚未达到一定阶段。这些地区被称为“生藩”而与“熟藩”相对应。这里的“生”与“熟”是指文明程度而言，类似今天我们按学历把人区分为“文盲”或“大学毕业”、用发达程度将国家区分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生藩”通过学习可以变为“熟藩”，正像一个文盲可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大学生一样。由“生藩”转变为“熟藩”的关键是与中心地区（中国文化）交往而提高其文明程度，而且任何族群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儒家思想认为，即便是对“生藩”，道德规则也是适用的，例如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即使在那些尚处在野蛮阶段的地区，忠、信、笃、敬之类的道德规范也同样适用。相反，若不实行道德统治，即便是文明发达的地区（州里），也将会完蛋。这表明儒家思想并没有将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人视为劣等种族，这是“礼”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礼”的等级特征与我们今天所谓的“种族主义”是不同的，它至多是一种“中性的种族主义”而非“纯粹的中心主义”。“中性种族主义”与“纯粹种族主义”的不同在于：前者对他族采取一种“无为而治”乃至放任的态度，对于被其视为落后、野蛮或错误的事物，没有要改变它的想法。

第三，这个秩序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原文化似乎并不总是处在这个秩序的最顶端。如果不实行道德统治（即仁政），处在最高地位的国家也会落在他人的后面。例如，根据记载，孔子对“九夷”[2]似乎很向往，他打算在自己的主张无法实现时候，“出国”到夷人那里，因为“夷”是一个“仁”的地方（“夷俗仁”），其文化上的魅力似乎还高过中原文化。此外，孔子理想的社会秩序是在周文王时代，他对当时的中原社会秩序也多有批评。

第四，“朝贡关系”既非奴役和被奴役关系亦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归属关系。缔结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原则不是“利益原则”而是“名分原则”。中央王朝并不要求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只要求象征性地向中国进贡。被朝供的中央王朝从这种关系中满足了“名”的要求，而朝贡国家获得了所期望的贸易机会和安全。如果用今日所谓“利益”原则来看，中国在这种关系中通常是不合算甚至是吃亏的，因为外国的贡品通常为“珍奇”之物，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经济价值，而中国还礼的价值常常超出贡品的许多倍。不过这种处理的方式给中国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同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必付出军事上的代价。所以可以说传统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态度是非侵略性的。这里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理念，即承认文化具有相对意义，不主张对其他地区及其人民进行统治。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对外长期奉行的是“统而不治”甚至“不统不治”的原则。中华帝国即便是在极盛时期也没有建立过殖民地（事实上中国人对殖民不感兴趣）。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压力的和平主义的处理方式，使得居住在中央王朝周边的族群放弃了对同化的抵抗而逐渐被同化。

中国儒家战略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理念是“和”。在一个文明程度高的强盛的中央王朝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周边的体制下，形成了强调以道德和文化魅力而不是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把“和”作为人的基本道德标准并提出了“和为贵”的主张，认为人们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时应实行忠恕之道。孔子之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承认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交往应是自愿而不是被迫，强势文化依靠自身的文化魅力来吸引周边的弱势文化而不是靠武力征服。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靠“心”（文化魅力）吸引他族的例子。在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关系上，“和而不同”是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则。不同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的理想世界秩序是一个扩大了的、和睦的拟亲属集团，这种秩序被表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中国传统中，“文”的地位一直高于“武”，武力手段只是在“文”的手段失败以后才不得不采取的。当所有“文”的办法失败以后，武力手段才被认为是一种有效和有力量的手段。《孙子兵法》上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就是这个意思。这意味着，不能轻易采取战争手段，至少从理想上说应当避免战争的发生。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有效性并不主要取决于物质上的“实力”而取决于如何实现道德秩序，即是否属于“正义之战”。《易经》上说：“师贞丈人吉”（出兵正义就会使主帅吉利）。这里强调的是战争的正义性。但即使是这种“正义之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战争本身被视为道德统治失败的结果，是“不得已而用之”。孙子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有这种含义。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以儒家的战略文化是基于理想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礼”的外交理念带有对周围族群漠视乃至蔑视，在外交上表现为态度消极，甚至有时候主动隔绝与外部交往等，这些都是儒家的战略文化的弱点，今天来看来不足取。但儒家的战略文化非没有可借鉴之处。儒家的战略文化的原则是“人本主义原则”和“道德主义”原则，而非今日国际关系中通行的“实力原则” （很大程度上是武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武器的经精良度和数量）和“利益原则” （所谓“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但当前我们这个世界令人担忧的越来越不安宁，难道不是由于人们过于执著这两条原则造成的吗？随着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整个人类视野的日益开阔，相信“人本主义原则”和“道德原则”将会逐渐取代“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而被提升到主流地位，整个人类逐步以追求和谐、幸福的取代以往对利益霸权的追逐，沟通将逐渐取代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战略思想中强调“文化魅力”、调“道德”以及强调“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的原则未尝不是一种平衡今日世界的力量。

二、文献记录的古代中国的日本观

必须指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并非都是按照儒家的理想制定对外政策的，但儒家的思想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影响不能忽略。儒家思想与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亦是建立在上述基本理念之上的。19世纪末中晚期以前的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有几个相互联系的特点。

第一、较早地对日本进行观察并诉诸文字。中国对日本记述相当早。基于“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理想，中国的史籍修篹（尤其是被称作正史的官修史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即在记述中原王朝史事的同时也对于周边诸国、诸民族的情况也加以记载。日本是中国史籍中记载较完备的一个案例。被推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以及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就有关关于日本的零星记载。这些记载尽管是出于猎奇且十分模糊，却显示出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心。东汉班固撰《汉书》、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尤其是西晋陈寿编撰的《三国志·魏志》中的“倭人传”，对日本的认识较前有更为明确、完整。《三国志·魏志》中的“倭人传”可称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载日本列岛状况的文献，它以近两千字的篇幅和第一人称的口吻较详尽地记述了当时日本列岛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习俗等，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方及知识界的对日认识水平。尽管其基本出发点带有猎奇，因而记述中不乏偏见和误解，其中有不少以当时中国的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来衡量对方而造成的曲解，但根据今天结合考古资料的研究来看，它还是大致反映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前期的一些基本状况，因而时至今日仍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部材料不仅表明古代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公元三世纪前后）对日本的了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还开中国正史为日本单独列传的先河，自此之后历代正史中几乎都保留了这一传统。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是官方认识）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得以系统的展现。

第二，以“礼”的秩序看带日本。古代中国文明一直处于一个文化圈（汉文化圈）的中心，故而以居高临下、以尊临卑的心态看待周边族群。日本虽不在此朝贡体制之内，但“礼”的理念也体现在对日本的看法和处理与日本关系上。对于日本等周边地区的记载，是出于衬托中华帝国文明。古代中国称呼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民族为“夷”《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南方曰蛮”。如前所述，孔子对夷人评价很高，但笔者认为，孔子时代的“夷”人主要是指居住在中原地区东边周边的少数民族，《礼记》中的“东方”、“南方”主要是相对于“中原”而言，故“夷人”并不包括日本，因为当时似乎还没关于日本什么知识，而且就当时日本的文明程度而言，还没有达到能够被孔子称为“夷俗仁”的程度。古代中国人对日本更多地使用“倭”的称呼，而“倭”的原意为“丑陋”、“矮小”、“听话”等。此称呼固然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蔑视，但不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倭”不从“虫”也不从“兽”，而是从“人”，大约与古代西南地区的“僰人，“僬僥”处于同样的等级。对日本蔑视也反映在与日本的交往中。例如，根据隋书的记载，当隋炀帝看了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携带的国书上写着“日出处致书日落出天子”（日出づる処の天子、書を日没する処の天子に致す）的话时，引起他的愤怒：日本竟敢对中央帝国的中国采取对等的态度。此事件表现出了中国王朝对日本的傲慢。[3]

应当指出的是，与传统中国人关于“礼”的观念相一致，对日本的这种带有等级特点的认识主要不是基于种族歧视而是基于“文明程度的差异”。在历史上，除了游牧民族出身、没有完全接受儒家思想的元朝早期的统治者外，古代中国没有君王试图征服日本并在这里建立统治，没有出现商人、探险家等受利益的驱使到日本寻觅宝藏活动（这种活动通常伴随着杀戮），也没有出现要改变日本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类似西方的传教士的人物。甚至对于像“倭人传”这样沿袭近两千年的文献记录，居然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萌发亲自到这个地方做实地考察以验证记录是否正确的念头。这一方面说明古代中国人满足和陶醉于自身文化魅力而对日本抱轻视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日本的心态不是进攻性、侵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