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hindia的不同层次

印度学者Jairam Ramesh将“中国”和“印度”两个词拼在一起，创造了Chindia一词（谭中先生提议译之为“中印大同”），我认为这个富有创意的概念以及谭中等诸学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诠释应受到高度评价。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Chindia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Chindia有不同的层次，它的一端是理想层次，另一端是现实层次，中间还有一个“文明整合层次”。不同层次的Chindia遵循不同的原则，有不同的作用。

理想层次的Chindia是对中印友好、和谐共存关系状态的描述和企盼，它是一种理想，一种哲学，一种预言和某种形式的乌托邦。这个层次的Chindia遵循真善美原则。中印两个古老文明有几千年的交往史，其中，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史实，是真、善、美，能够印证中印同心同德、中印大同，但也发生过不愉快、不符合真善美原则的事情（如近代的那次边界冲突）。理想层次的Chindia就是要发掘、强化和发扬符合真善美的东西，淡化或忘却那些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人有某些理念并有依理念而行的能力，人类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我们不能因为实现理想有困难而否认理想的重要。理想是一种目标，一种理念，对人的行为起着建构作用，能够鼓舞人朝着这个目标调整行为。当许多人都认识到有一个预言的时候，预言可能成为一种运动，一种现实。 “士志于道”，如果追求真善美理想被讥讽，那只能说我们人类的退化。

但理想原则并不完全适于处理现实问题，这也是事实。中印之间问题的解决，主要遵循现实原则。例如双方正在谈判的边界问题，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完全通过讲Chindia 理想来解决是不现实的。中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也不能按“中印大同”的理想去解决。不过，观念的东西在处理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还是起作用的，通过逐渐增大对Chindia 这一理想的认同，中印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就会多一些真、善、美的，少一些假、恶、丑的东西，就可能增加共同话语，消除疑虑，建立互信，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就是现实层次的Chindia。我认为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提出的“互谅互让”原则，就是理想在现实层次上的体现。“让”是中国人处理兄弟、朋友、熟人、邻居关系时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提倡为了和谐的关系而放弃某些利益，中国有“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关于让墙之类的美谈。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需要双方的体认。如果双方都能做到这一点，理想层次的Chindia就成了现实。

2、文明整合层次的Chindia：中国和印度经验的学理性提升

我还想指出，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一个层次，就是文明整合意义上的Chindia。

现在我们的世界面临着种种问题：战争、恐怖活动、核武器扩散、环境破坏、贫富差距、人际关系疏远、精神空虚等。这些问题并非像一些天真的人认为的那样，靠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就能解决，因为许多问题的产生可能恰恰与过度迷信科学和经济发展有关；也无法依靠现代文明自身解决，因为所谓“现代文明”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它根源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西方个人社会基础上的世界秩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新的文明，新文明应整合了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经验，这就是文明整合意义上的Chindia的含义。该层次上的Chindia遵循文化相对原则。

人类的福祉应至少包括下属几方面：1）物质上的福祉，包括免于贫困、饥饿与疾病，有足够的食物蛋白，能够遮风避雨的住所，干净的床单。2）人际关系的和谐，即无争斗、战争、暴力之虞。3）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和谐，即有安全感和被爱等。每个文明对这几方面福祉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不同，因而取得的成就也不同。西方文明在解决第一方面的福祉应当说很成功，它强调个人欲望的满足，追求个性解放，极大地发展了个人的潜力，促进了物质和社会的进步。此种生活方式引起世界的广泛效仿，构成所谓“现代文明”的基础，我们今日的“发展”、“进步”、“普遍教育”、“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观念以及方便之生活，可以说皆得益于此。但是西方文明在解决后两个福祉方面并不成功。激烈的竞争、殖民、传教、征服、奴役、战争（人类两次最大规模的战争皆源自西方），与西方文明如影随形，这也是现代世界面临诸多问题的文明层次根源。作为两个伟大文明体的中国和印度，在解决人类的物质福祉方面可以说是失败的，历史上每有大规模的饥馑、瘟疫，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病死而束手无策。但它们在解决后两个福祉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在《印度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2004）一书中指出，相对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传统的总取向是“人伦中心”，重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问题，发明了“孝”、“忠”、“恩”、“义”、“礼”、“报”等概念。印度则是“超自然中心”，重在解决人的精神超越问题，发明了“梵”（Brahma）、“我”（Atman）、“法”（Dharma）、“幻”（Maya）、“解脱”（Mokosa）等一系列解决精神和谐的概念。这两个文明都没有把重点放在物质福祉方面，因为它们都认为人类有比物质福祉更重要的东西。这导致它们近代积贫积弱。近代遭遇强势的西方后，情况变了，游戏规则变了。印度传统中向来把最高的荣誉和尊敬给与智者和精神富有者，中国是给与德者、仁者，但遭遇西方文明之后不同了，世界变得崇尚物质上的富有者和强者，两个古老文明优雅、斯文的气质似乎变得一钱不值。两个文明积累的经验被忽视对人类来说绝非好事。文明整合层次的Chindia就是从塑造一种新型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两个文明的经验。中印文明的经验需要相互整合，也需要与西方文明整合，从中印文明中总结出一套能够与西方文明经验相互补充的有坚实知识基础的价值体系，构成新型文明的基础。

将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提升到学理的层次，需要对目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当前与人有关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等，从古典理论（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等）到现代的社会交换论、博弈论等，可以说主要是建立在对西方个人社会的分析基础之上。这些理论有两个预设的前提：第一，独立（某种意义上也是孤立）的“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第二，每个“个人”都要求依据自我利益做出理性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得出下属结论是很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适者生存，关心私利才能带来社会发展。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社会，“人的系统”从来就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体”。对于这种差异，不能用进化论的眼光将其视为“落后”、“半文明半野蛮”，须用一种相对的眼光，将其视为人类的选择。“个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的一种选择，但人类还有其他选择，而且“个人”方式很可能还不是人类最普遍的方式。个人社会的经验对人类是重要的，非个人社会的经验也不是不重要，也需要总结和提升。现在的社会科学范式对于描述像中国和印度这些非西方社会是不适用的，但由于我们受影响太深而往往浑然不知，于是就出现了种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可笑现象。在考虑了中国和印度的经验以后，也许会出现类似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那样的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自然科学中，相对论提出之前，牛顿力学被认为是绝对真理，但相对论提出以后，人们认识到牛顿的理论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真理。所以文明整合层次的Chindia还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意义。

３、Chindia对新文明可能的贡献

全面考虑人类的福祉，人类需要整合生存与发展、共存与拓展、个人与群体、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价值体系。中国和印度文明以其深厚的伟力和远大的精魂可以向一种新文明提供与西方文明相互补充的价值体系，故文明整合层次的Chindia是这两个文明再次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人类的福祉。

这个层次的Chindia对新文明可能的贡献需要学者们花大力气研究。这里简要提示以下几点。

我们知道消费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经济发展就要生产商品，生产商品要有人买，消费不足就要刺激消费，否则GDP就无法增长。这听起来顺理成章，其实很荒谬。正像一个人，吃饱了，不想吃了，但是为了发展经济，还得“刺激”你让你吃：或给你服开胃的药，或撬开嘴巴硬塞给你，这不是很荒谬吗？现在，以无节制地满足个人欲望、追求舒适、方便的生活为特点的消费主义在全世界蔓延，这带来了生态灾难：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也给富国人们的身体带来了疾病：肥胖（几乎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肥胖）、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等所谓“富贵病”的增加。新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是和谐的。中印两国需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饥饿，因为免于饥饿和疾病是我们人类的福祉之一。但我们应当清醒，欧美国家破纪录的消费水平给我们留下的发展空间有限，我们应当采取一种能持续发展、摆脱贫困但又不给后代留下麻烦和灾难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需要将发达国家开发的省资源、保护和恢复环境的先进技术同我们古老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种种智能结合在一起。中国和印度文化中都有崇尚节俭、反奢侈的特点。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圣人如古代的佛陀和近代的圣雄甘地等都倡导简约的生活。孔子说“食无饱腹，居无求安”，甘地也说“只有在血液变得稀薄时，世界灵魂才会显现”，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能够平衡现代消费主义的智慧。

西方社会（美国是它的一个精致版本）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个人”，这种模式使得个体几乎将各方面的潜力都发挥到极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但代价是残酷的竞争和安全感的缺乏。由于太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体在摆脱了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保护，人变得缺乏安全感。这样的社会把个体打造成“资格相同者”，一个个为得到相同的东西而摩拳擦掌。人与人关系容易缔结但不确定，平等但充满竞争，人与人的交往亦趋于手段化。这种情况下的每一个“他者”至少在理论上都是潜在的威胁，需要战胜、压倒对方，从战胜对方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或安全感。这种竞争性的人际关系模式不能构成新型文明下人际关系的特点，未来中国和印度在强调个人、提倡竞争以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应考虑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而不应走得太远。传统中国和印度社会不是没有竞争，只是这两个传统都比西方文化更理解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比进步、发展、强力等更重要的东西，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和平共处，故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应的价值观体系和机制而将竞争限制到最低限度，例如中国的“让”、“和”、“不争”、“不为天下先”以及印度文化中的慈悲、宽容、非暴力以及崇尚精神力量等价值观体系。这是能够平衡当今社会过度竞争的人际关系的宝贵遗产。

个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推延至国与国之间，就是源自西方的当前国际秩序。目前世界秩序有两个原则在实质上起作用。一个是利益原则，即国家之间的交往利益挂帅（所谓“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国家利益”成为一个最神圣的符号，“符合我们的利益”成为国家交好的最好理由。然而，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放大，是个人社会中“我的感觉”、“我的幸福”、“我的权利”的翻版。另一个是实力原则，即力量占优者胜。国家间的竞争源自个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且由于国际间缺乏政府、宗教等约束，竞争被强化和普遍化，带来的结果是国际行为体缺乏安全感和对实力（很大程度上是武力）的高度敏感。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或者说时时感到受威胁，手持一根棍子会觉得安全一些。如果不安全感一直存在甚至增加，就会设法改进这根木棍。今日世界的现实也是武器先进者胜，有力量者说了算，所以争相开发更先进、更精良的武器便顺理成章。当前核武器困境以及恐怖活动增多的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起作用的“丛林法则”：我有核武器，不许你有。这个逻辑无法服人，所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没有力量开发精良武器，就用身体当武器。据说美国正在研制小型原子弹和更精确的炸弹（伽马射线炸弹），可以说美国手中的棍子已经精良到无坚不摧的地步了，但是美国人的安全感增加了吗？只要看看美国在世界各地戒备森严的大使馆、如临大敌的机场安全检查以及频繁发生的国内枪击案，就可以知道答案了。这个世界上的麻烦也没有减少。人类为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目前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人们已经醒悟。现行规则使某一群船坚炮利的人相对于其他人群占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会永远保持下去。在我们期待的新文明中，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不应基于暴力而应基于道德，不应基于竞争而应基于和谐。中国过去的“礼”和印度文化中的“大法”，都是一种国际秩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文化而淡化国家，崇尚道德、精神力量，而将利益、强力等而下之。例如在“华夷体制”下，中央帝国与朝贡国之间的交往就不是基于利益，朝贡国向中央王朝进贡，而后者的付出同常大大超出贡品的价值，甚至有时候发生因进贡者太多而使中央国库空虚的事。核心地区融合周边地区也主要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自身的文化魅力，如中国周边地区的“汉化”和印度文化周边的“梵化”（Sanskritization）。当然，无论是以儒家的“礼”还是以印度的“大法”为核心的古代国际秩序，都基于一种等级体制，其经验并不适于解决今日独立、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那种只讲名分不讲利益的交往模式亦不适于今天的世界。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整个人类视野的日益开阔，现行游戏规则将会改变也应该改变。“道德原则”应逐渐取代“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追求和谐取代对利益和霸权的追逐，沟通取代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整合了中国和印度传统国际关系经验的Chindia可以为新文明下的国际秩序提供借鉴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