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到中国访问的印度人对中国人说：“你们国家发展太快了，快得就要赶上我们了。”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中国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明显带有取笑印度人的意思：印度发展缓慢，却又夜郎自大。但事实上，我们需要反思对印度的看法。

的确，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外国投资额等许多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都超过印度，我们在消除贫困、控制传染病、消除文盲等方面做得也比印度好一些，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印度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些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后劲”的“软力量”。

印度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印度的确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赶上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沾沾自喜于已有的经济（狭义上的）成就，看不到印度的优势，那么，“夜郎自大”的可能是我们，而不是印度。

尚会鹏教授在印度拍摄的建筑大坝的工地场景，这样的场景在印度至今存在。

古印度文化中，性与宗教紧密联系，图为印度的性力派浮雕。

教育

印度学生富有独创精神

我在印度大学里做研究时候，通过对印度大学生的观察和与中国大学生的比较，我认为印度大学生在独立自由思考、创造性方面比中国大学生强。

印度大学考试，40分为及格（北京大学为60分，研究为70分），令人惊讶。印度大学生大都显得独立自信，许多学生对学习有一种持续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课堂上回答问题，侃侃而谈，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但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印度学生在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方面，普遍高于中国学生。

印度学生还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我在尼赫鲁大学做研究工作时，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一件是，一个研究生宿舍的舍监，在工作中骂了一个“贱民”出身的管理人员，学生们知道后，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学校开除这个舍监，说他违反了宪法。最后学校不得不把那个舍监调离。另一件事情是，一位中国学生宰吃了一只飞进屋子的野鸽子，印度学生向中国学生提出抗议，并组织起来，“监视”中国留学生的“吃”：检查中国留学生饭后扔掉的骨头是不是鸟的骨头。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更为重视个性自由发展的环境。只有“自由竞争性”的方式才会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印度在培养人才的环境上比我们做得好。其实，所谓“做得好”也很简单，就是政府“多投入，少管事。”印度教育部门较少受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学校是相对独立自主和多元的，没有强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

我们的教育强调“抓”，强调“管”，把人的创造性给“抓”死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宗教

贫穷与卑贱

都是神安排的

印度宗教多，宗教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大。宗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都是负面的。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培养了印度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当年圣雄甘地牵一头山羊，裹一块旧布出席英印圆桌会议，坐在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中间，被邱吉尔讥笑为“半裸的游方僧”，但甘地一点也不在乎。当你在世界各地的繁华城市、机场看到赤脚、包头的印度人充满自心地行走，当你看到印度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有多少外国人在场，都顽强地坚持用手抓食，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自信和在异文化背景中的镇定自若态度。这种自信有时甚至到了顽固拒绝尝试新思想、新行为方式的程度，例如印度人至今仍拒绝麦当劳快餐、可口可乐以及西方的情人节。

宗教对社会另一个影响在于，通过追求来世的希望可缓解现世的痛苦，从而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富人的富裕程度和穷人的贫穷程度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并没有什么大的社会动乱。人们有批评政府、批评政治家的传统，却没有揭竿而起的传统。宗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姓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业报轮回的思想深入人心，阶层制度发达，人们能安于现状。我曾访问南印度库土尔村的“不可接触者”（“贱民”）他们简直可以说一贫如洗，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他们说他们的地位是神安排的，神是公平的，没有一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想法。印度的佛教曾影响过中国乃至亚洲。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时期，佛教就大流行。这也是印度软力量的威力。

体制

民主怎样当饭吃

我们在看印度的民主制

度的时候，往往看负面的东西较多。如选举时候的暴力呀，刺杀啊，贿选呀，无休止的争论呀等，似乎印度的民主制度很糟糕。的确，民主制度有一些缺点，而它的优势常被我们低估。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印度的民主制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基础，五十多年来印度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没有出现用暴力更替政权的现象。这种制度为本国公民自由提供了很多保护。

在评价经济发展问题时，有一个对“获得怎样的经济发展”的判断问题。印度人可能无法接受“发展经济压倒一切”之类的口号，因为他们难以忍受各种束缚，无法接受为发展经济而付出牺牲个性的代价。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民主确实可以影响你怎样吃饭。在印度，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保障着工人的利益。

“强制撤迁”、“野蛮拆迁”这样的事情在印度不能说没有，但是有更大的制度上的制约，我住的地方，只要我不愿意，是受保护的。对于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街头露宿的乞讨乞丐，政府不能驱赶、收容、遣返他们，因为他们有选择居住地、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印度的统一是“胶合板”式的，统一系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牵制。它的发展也许不会太快，因为它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量相对弱小，朝着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努力都可能被来自其它方向的相反的努力所抵消，但它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因为各种反对的力量能够通过一定成熟的机制不断地释放出来。各种对立力量的相互制约使社会不可能在某个方面走得太快太远。他们很难在一夜之间摧毁一片房屋，开出一条道路，盖起一片高楼，而印度就做不到这一点。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修路、盖房子，可能会几年不见什么动静，原因是搬迁的居民不同意，政府没有一点办法。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不太高，但有更大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曾试图用类似优先发展经济的观点为它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是否接受“紧急状态”而分成了两个阵营。

选举结果是多数人坚定地拒绝了政府的意图，抗议政府做法，人们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落后方面。

当然，各国都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印度的体制更为成熟，它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语，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讲堂问答

提问：尚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想问一下，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些什么？

尚会鹏：总体评价印度的学生要比中国的学生更富有活力和创造力，我们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基础知识比较牢靠会考试，创造性不强。在印度讲课同学的发言很热烈，他们提出一些更不合乎情理的一些观点，而且印度学生喜欢争论，有时候在课堂上就可以吵起来，中国的学生比较老实，都很听话，总觉得印度人的头脑兴旺，印度的教育比我们的教育从体制上讲，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方式。抓教育，老是在抓教育，在学生的管理，在大学里面，学校的教育和科研的管理有一点跟现在瓦工的观点差不多，教育科研他是培养人创造性的一个东西，有的人一年只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比发20篇30篇文章的价值都高，他需要思考才有创造性的东西，在中国假如你一年没有成果，你就会退缩，我们的应试教育也是特别伤人，所以中国应该研究一些印度的教育。

提问：您刚才讲到印度人的乞讨现象，我不知道当地的人民到是怎样一种想法？

尚会鹏：那么多乞丐印度的政府也挺恼火的，他们也讨论，讨论印度这个乞丐文化里面，其中有一篇文章有一个人说，彻底消灭乞丐是难以做到的，其中一个知识分子谈到乞讨现象与印度文化的关系，这里边，我是这乞讨在印度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度看问题，你他背后有一个背景就是印度人那种神文化。

■讲堂主人

尚会鹏教授。1953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县。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中国南亚学会副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印度文化史》、《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图、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等。

■印度·花絮

印度人车上挂

在新德里街头，我们会看到很多车上都挂着人，这是那里的一种风俗。因为，在公共汽车上是没有座位的，所以人们都挂在汽车的外面，我开始觉得不太适应，你如果跟车往前跑就会摔倒。

闺女出嫁都赔钱

在中国的农村很多地方有财力，男孩子要取个老婆要花很多钱，印度是相反的，他是嫁女儿要花钱，他有很多的原因，其和种姓制度有关系，低种姓要改变自己的生存地位，他得向高种姓的人要钱，让男子得到嫁妆。这是印度报纸上的征婚广告，这里面的广告能看出什么样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信息，一个信息说这是一个高种姓的女子，第二个暗示他有一枚可观的价格。

乞丐是高尚职业

乞丐比较多，很小一个孩子看见你不像是本地人，就跟你要钱，你不能给，如果给就会有很多人来管你要。有材料说，印度每250个城里边就有一个乞丐，但是注意到印度城很多乞丐并不是穷人而且地位并不低，婆罗门最高种姓在按照过去的规定，很多乞讨并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而乞讨，在印度的一些古典记录里边，乞讨是人解脱的一种手段，所以一些富人他们也做乞讨，国王有权势，有财富，但是他们每年也象征性地乞讨。所以在印度教这种文化中，乞讨被认为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我没有任何财产，我离神更近是这样一种评价，所以他有文化上的另外一方面，印度又称为是施舍行为。

顺婚与逆婚

印度有四大种姓，高种姓的女子不能下嫁到低种姓去，但低种姓的女子可以上嫁，高种姓的女子下嫁这叫逆婚，低种姓的女子上嫁这叫顺婚，这是允许的，逆婚是不允许的。政府鼓励种姓之间通婚，还有的政府提出，如果是种姓间通婚的话，政府拿钱补助，即便这样种姓间通婚的人还很少。